937年的7月，与往昔大为不同，看上去平静无波的古城，荡动着沉闷、压抑、神秘并伴有一点腐霉的气息，一种不祥的预兆，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时从墙上飞窜而过的狸猫幽灵般的身影，于潮湿酷热伴有火药味的空气中飘动游荡。

却说老金来到李庄梁家，无论是林徽因的病情还是梁家的生活环境，都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林徽因之所以旧病复发，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极大关系。

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工作、生活的德国人王安娜博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对重庆一带的环境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末，全市都覆罩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磺的气味。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尽管李庄离重庆几百公里，但上游的泸州、宜宾等中等城市的[...]

每到这个烟雨飘渺，蛙语蝉鸣的时节，总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汉提了鸟笼，或托一把无边无沿加无嘴的“三无”茶壶，三三两两地聚集到胡同口或马路边一棵槐树下，不时摸两把落到头上的槐蚕，拖着圆滑的京腔，议论起多少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几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荣幸地伺候过哪位宫中太监大总管等等。谈到得意处，肩膀上那个呈兔子扒了皮一样温热的紫红色肉球，越发晃动摇摆得厉害。原本满脸蛛网状的皱沟，因塞了过多辨不清来路的尘沙污垢，在汗水冲刷浸泡下，如同乌龟壳上的甲骨文于扑朔迷离中，以快速程序不住地变换重组。随着下部呈元宝状势如蛙形的嘴巴一张一合上下剧烈起伏，龟壳上每一个四仰八叉的字符神咒里，都透着“天下一切人等无[...]

傅在北大学习的后期，因有了陈独秀、胡适之等几位新式教授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来回折腾，使原来就不平静的北大校园风生水起。随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骁将加入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列，有别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文化主张，更是领一时风骚，“欧风美雨”外加从伏尔加河畔刮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座古老的校园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一场被传统派视为另类文化运动的号角就此吹响。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主义，于“铁屋子的呐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辐射。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

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

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选择的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为民族大义而前行的人。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胡适等尚以忧国忧民自命的群儒大贤闻此凶讯，无不惊骇。于是，会议在忧愤、激昂、悲壮、失望与希望，甚至激烈的争吵中，一直持续到夜间十点多钟方才散去。

文学院长冯友兰演讲。冯氏语气平和，谓“一年来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想不到演讲中突有一意外插曲，把会场搅乱。一个战前受聘于清华历史系、名字叫噶邦福的俄籍老教授，亦随校南来并参加了本次活动。当冯友兰演讲到一半时，只见这位白须飘动的俄国教授号叫一声扑地不起。身边的师生见状，以为是这位俄国佬因高呼口号未能呼出憋气倒地，或者是故意耍什么布袋戏，以活跃演讲的气氛。待细看之后，只见这位教授脸色发青，热泪横流，满面呈悲凄之状，方感另有隐情。众人手忙脚乱将噶邦福抬出会场请医生急救，半个小时后方缓过神来。原来这噶邦福当教授前曾做过俄国军官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战役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噶邦福奉命率部冲[...]

所谓“南渡”，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政府与人民流亡西南，为第四次南渡。“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陈寅恪对此次南渡的前途深为悲观忧虑，于是有“北归端恐待来生”之语。

蒋廷黻因之说“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就在陈寅恪于蒙自南湖岸边感时忧国、徘徊苦吟之际，他曾经的上司兼好友、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正猫在国民政府实际中心汉口的一间房子里，埋头撰写《中国近代史》。在这本作者称为“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的薄薄的小书里，蒋氏谈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

另据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言：“父亲很注意收集寅恪伯父的诗作，从哈佛同学时开始。他常说，寅恪伯父作诗不多，但很精美，寓意深长，不熟悉历史典故，不具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不对其人有非常的了解，很难确切领会其诗深邃的含义。寅恪伯父关于诗词的谈论，语多精彩。如为诗作笺注，详叙当时情事，以贻后人，寅恪伯父谓之‘今典’。谈唐诗与唐代文学的特点，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的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琨，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就要遗臭万年等。另有历史系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云云。这种亡国与做汉奸未必不好的言论，自然得到了像闻一多之类热血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斥责。许多年后，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回忆道：“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对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

从浦氏的叙述中可知，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不但在共桌吃饭时争论，即是散步游湖时也经常争论不休。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双方，时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中形成介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仁谑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闻一多，当为“主战派”的代表，面对“主和派”人多势众的压力，他不甘屈服对方的观点，又憋着闷气不能倾吐，索性在饭后“躲进小楼成一统，那管春夏与秋冬”，来个耳不闻，心不烦，也算是一个解脱的办法——这便是闻氏不愿下楼的真正原因。

闻一多在1946年7月所写《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有过一个片段式的回忆：“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扬扬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