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此时，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刘韵珂思想深处间或尚存的那一点点战意，也被扫荡得干干净净。他一反平日乖巧的习气，不顾可能会忤逆圣意，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在该折的夹片中，再次请求启用伊里布。这位曾被他伤害过的老长官，此时在他笔下又被描述为：“公忠体国，并无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见者，止此一人。”

从1840年秋开始的战争，至1842年春浙东反攻失败，全部事实都已表明，清王朝在军事上绝无出路。东南各战场上的前敌主帅们，心里也已明白了这一点，却又不约而同地瞒着一个人，即在生死荣辱之门拨动他们命运的道光帝。殷鉴不远。不久前在京城进行的对琦善、伊里布的审判，两位“相国”皆被定罪。这如同遮天的黑云，蒙住了他们的心灵。还有什么比保住官位和性命更为重要的呢？

远在曹娥江以西东关镇扎营的奕经，闻前方军报，惊魂动魄，亟思逃跑。幕僚臧纡青竭力劝阻，方坚持一夜。3月16日晚，文蔚逃至东关镇，他得知战况，命文蔚退守绍兴，而其本人率部连夜西奔，渡过钱塘江，一直退至杭州。而他后来向道光帝陈述的理由是，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尖山一带的防务！

他选定“四寅佳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即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为进攻时间，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为进攻宁波的主将，来他个“五虎制敌”！

奕经又为何将剩下的6000清军的一半以上，在长溪岭、东关镇扎以大营呢？后来的结果，使我终于明白，奕经为的是保命。东关镇大营1200人仅仅用于自卫，长溪岭大营2000人则成了一块盾牌。一旦清军浙东反攻失利，英军发起攻势，正可利用长溪岭清军的抵抗，为他赢得逃跑的时间！

臧氏的建议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不区水陆，不合大队”，“人自为战，战不择地”的“伏勇散战法”，实有近代游击战争的韵味

纡青，为江苏宿迁县举人臧纡青，是奕经的“故友”，此次入奕经幕府，为主要幕僚之一。但奕经身为军事统帅，居然在“抚”“战”两策中游移，很是让人疑惑。然而，道光帝那儿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

1841年10月19日，道光帝由内阁明发谕旨：“琦善著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琦善在此之前，经军机大臣等审判，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道光帝此次让琦善随奕经去浙江，是否意味着道光帝在“抚”“战”两策中也有游移呢？

在虎门之战的“奸臣”琦善、镇海之战的“奸臣”余步云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吴淞之战的“奸臣”牛鉴。与之相对立的是，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的精忠报国。

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

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而且，若不是“奸臣”的破坏，“忠臣”的抵抗（镇海之战）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余步云与裕谦的间隙，除了个人的意气外，也有政见的不同。裕谦对英“夷”极为蔑视，言辞激越，种种举措不留余地。余步云老于军伍，知武事之艰，对“夷”策略上更倾心于伊里布。两人后为处理英俘而正面冲突。

三总兵英勇地牺牲了，死在自己的战位上，并没有因贪生而后退一步。在他们的督率下，也有一些清军兵弁在战斗中保持了高昂的士气。若对照清军平时的懦怯，可以说，裕谦战前激励将士的努力，已获成效。但是，此次战斗揭示出来的是，仅仅靠勇敢是不够的。

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在战斗中也只付出了战死2人、受伤27人的微小代价。而他们所采用的战术，依旧是战舰轰击正面、陆军侧翼抄袭，并再获极大成功。

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

尽管主“剿”只不过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尽管主“剿”人士的言论也主要是分析具体问题，但是，这种思想却深深扎根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以为，这里面主要是当时盛行的两种思想观念在起作用：一是“天朝”观念，一是理学思想。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难解难分的交叉关系

裕谦的思想表明，尽管战争已经开始了足够长的时间，尽管清军在虎门等处一败再败，但是，在一班主“剿”官绅的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战前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也正因为如此，裕谦在定海防御上并无任何创新，仍是战前由林则徐所倡导的防守沿海坚强据点对抗英军舰船攻击的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