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嘟囔着说，她永远要保持警惕，一不留神，那些东西的边缘会发生剧烈、痛苦的变形，会让她非常恐惧。那些本质的东西会占上风，会掩盖那让她平静的稳定实体，她会陷入一个黏糊糊的凌乱的世界，没办法清晰感知。这种触觉会卷入视觉，视觉会卷入味觉。

她大声说，她一直很难说服自己，生命的界限是很坚固的，因为她从小都知道，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因此她没办法相信，这些东西和人是坚固的，可以抵抗撞击和推搡。这时她又变成另一个极端，她开始说一些过于激动、深奥的话，夹杂着方言词汇，还有之前读的一些书的内容。

她说，人和东西的界限是很脆弱的，会像棉线一样容易断裂。她小声说，对于她来说，一直都是这样，一样东西的界限消失之后，会落到另一件东西上，就像是不同材料都融化了，搅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了。

生病了之后，她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脆弱，她不再那么易怒，但她变得很任性，经常难过得满眼泪水。

但是，我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不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破绽会裂开。

是的，我已经想好了，假如他需要我的话，我会不顾一切和他在一起，不管其他人。是的，他和埃利奥诺拉、阿尔伯特还有刚刚出生的莉迪亚关系很密切，就像他和我，还有我的两个女儿的关系一样。但在这些“是的”上面，笼罩着一层层黑纱，但还有其他我假装看不到的事儿。假如这层黑纱的这里或那里有一些破绽，就会使事情真相暴露出来，我马上会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安慰自己：未来一切都会变的，我们在尝试一种新的同居形式，或者用其他我在外面参加读者见面会时那些夸夸其谈，或者用我写的东西。

那种毁掉他、不再见他的想法逐渐消散了，那个自由、有文化的女性一点点儿在凋谢，同时那个作为母亲的女人逐渐浮现。那个作为母亲的女人，想和那个作为情人的女人划清界限，但那个作为情妇的女人在恼怒地反抗，所有一切都好像要滑向不同的方向。越靠近米兰我就越发现，我越是和莉拉保持距离，我就越没办法摆脱对尼诺亦步亦趋的命运，没办法恢复正常，成为我自己。没有他，我就是一堆废墟，没有主心骨，我就没办法从这个主心骨出发，来到城区之外，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筋疲力尽、满怀恐惧来到了马丽娅罗莎的家里。

他喜欢取悦掌权者，而不是为某种理想而奋斗，他会成为一个附庸权贵的技术官僚。

头狮子，象征着那不勒斯革命的伟大时刻：一七九九年的狮子受了致命伤；一八二〇年起义的狮子被一把剑刺中，但它仍在空中撕咬；一八四八年的狮子代表着爱国主义力量被镇压，但他们没有认输；一八五九年的狮子是一个威风凛凛的胜利者。还有，妈妈，之前的那个和平圣母被取代了，现在柱子上面放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就是解放世界的维多利亚女神：维多利亚的左手拿着一把宝剑，右手拿着一个花环，是献给那些为了自由而牺牲的那不勒斯人，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被杀死的、被送上断头台流血牺牲的人。”

真实的生活和小说不一样，过去的生活没有凸现出来，而是陷于黑暗。

这个故事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资源的孩子，为了提升自己，他们从那些破旧的书架上拿书来看，就像我和莉拉小时候那样。现在，那些诱人的空谈、许诺、欺骗和流血事件，妨碍了我的城市还有整个世界真正变好。

那些觉得自己注定要从事艺术事业的人，尤其是要从事文学的人，他们写作时就好像那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赋予他们什么使命，是他们自己授权自己成为作家。

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

在十八世纪时这里还是田野，有一些树木、农民的房子，还有一些小旅店。有一条街道直直地通往大海，叫做基亚亚的‘圣卡塔林纳坡’，名字是从那个角落的教堂来的，那是一座很古老的教堂，但不怎么漂亮。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之后，这个地方枪毙了很多爱国主义者，他们当时想要宪法和议会。波旁王朝的费迪南多二世国王想让人看到和平恢复了，就决定修建一条‘和平路’，然后在广场上立了一根柱子，上面有一尊圣母像。当那不勒斯宣布归顺意大利王国，波旁家族的统治者被赶走了，朱塞佩·克罗纳·迪斯提亚诺市长请雕刻家恩里科·阿尔维诺把那根上面顶着圣母的柱子变成一个纪念碑，纪念那些为自由而牺牲的人。当时恩里科·阿尔维诺在柱子的根基上放了四[...]

选举者对于以前的老政党很不满，对新政党和新新政党也同样愤怒。假如人们之前对那些要推翻政府的人充满恐惧，但现在那些打着要服务人民的旗号，但像苹果里的肥虫一样贪婪的人，也让那些选举者退避三舍。这股黑色的浪潮，之前隐藏在一片祥和的权力盛景之下，被歌功颂德、粉饰乾坤的言辞掩盖，现在这股黑浪在意大利每个角落里都在蔓延，而且事情越来越清楚，不仅仅我童年的城区是一个丑陋的地方，不仅仅那不勒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