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净光，而且还吞咽了五个馒头。他本来还可以吃两个馒头，但克制住了——这已经吃得不象话了！

不一会，润叶便端着一个大红油漆盘子进来了。

他赶忙站起来。润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然后把一大碗猪肉烩粉条放在他面前，接着又把一盘雪白的馒头也放在了桌子上。她亲切地用手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快坐下吃！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一下碗筷。不要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她拿着木盘出去了。

孙少平的喉眼骨剧烈地耸动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使他有些眩晕。

润叶姐敏捷地一把从他手里夺过那两个黑馍，问：“哪个是你的碗？”

他指了指自己的碗。

她把馍放在他碗里，说：“走，跟我吃饭去！”“我……”

润叶已经过来，扯着他的袖口拉他了。

现在没办法拒绝了，少平只好跟着润叶姐起身了。

不过，他对润生的姐姐润叶倒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尽管润叶她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她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门第当然要高得多，但润叶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好。

这天下午劳动，全班学生在学校后面的一条拐沟里挖他们班种的地。不到一个小时，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晕眼花。他有气无力地抡着镰头，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他们用眼睛这样“交谈”了一些日子后，终于有一天，她取完那两个黑面馍，迟疑地走到他跟前，小声问他：“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他拿黑面馍的手微微抖着，回答她。她离他这么近，他再也不敢看她了。他很不自在地把头低下，看着自己手里的那两个黑东西。“那里面有个江姐……”她本来不紧张，但看他这样不自在，声音也有点不自然了。

孙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退出了老师的房子。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的谴责，反而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使他对书更加珍爱了。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

不久，他这种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光看“反动书”的行为就被人给班主任揭发了。告密者就是离他座位不远的跛女子侯玉英。这是一位爱关心别人私事的女同学。生理的缺陷似乎带来某种心理的缺陷：在生活中她最关注的是别人的缺点，好象要竭力证明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你们的腿比我好，但另外的地方也许并不如我！侯玉英讨论时常常第一个发言，象干部们一样头头是道地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劳动时尽管腿不好，总是抢着干。当然也爱做一些好人好事；同时又象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一样监督着班上所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渐渐地，他每天都沉醉在读书中。没事的时候，他就躺在自己的一堆破烂被褥里没完没了地看。就是到学校外面转悠的时候，胳膊窝里也夹着一本——转悠够了，就找个僻静地方看。后来，竟然发展到在班上开会或者政治学习的时候，他也偷偷把书藏在桌子下面看。

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十三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

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象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外，还没人敢说话。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象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

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

在整个荒凉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一个县的县立高中，就算是本县的最高学府吧，也无论如何不可能给学生们盖一座餐厅。天好天坏，大家都是露天就餐。好在这些青年都来自山乡圪崂，谁没在野山野地里吃过饭呢？因此大家也并不在乎这种事。通常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和要好的同学蹲成一圈，说着笑着就把饭吃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