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回归者外，还有几百万名退伍军人——在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营里的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和那些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及其代言人都认为他们首先是受到这场战争虐待的受害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以前的言行理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更倾向于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受害者，有些影片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战争中的大多数德国好人是在与希特勒做斗争的形象，如《最后的桥》（1954）讲述了一位女医生反抗纳粹的故事，还有1955年的《告密者》；其次，是在敌人手里受害，战后德国被炸弹摧毁的城市残迹更让人相信，德[...]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后，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儿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换句话说，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不问。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控股公司）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联邦德国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和实践，引导并鼓励求得社会安定和个人福利。银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银行家通过坐镇企业董事会担负着关键作用。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尤其是在定价和市场分配上。尤其在地方一级，各地很少受到纳粹时代官僚、商人和银行家的多少影响，因而到了5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经济的运行大体上和前几十年大托拉斯和卡特尔集团经济的模式十分相似。

这种事实上的社团主义也许并非美国监督人头脑中的新德国的共和国模式——托拉斯及其权力曾被认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推波助澜之主要因素，并且总是[...]

1955年，西柏林也成为一个地区，因而在上议院享有地方代表的议席（虽然其直接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不享有投票权）。和以前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西方盟国曾谴责说，希特勒的兴起是因为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政府传统，需要防止历史重演；另一方面，下议院不可随意弹劾已经当选的总理及其组阁的政府，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合适的继任人选并能保证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样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出现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连续地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政府的虚弱，同时进一步加强实力派总理的权力并延长其任期，如康拉德·阿登纳及其后任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

然而，奥地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包装自己，成为阿尔卑斯地区民主的典范：中立、繁荣、稳定。这部分是因为它有过被苏联占领的不愉快经历，当时苏联占领了下奥地利，直到1955年才向东部撤退了几公里，从而提醒奥地利它现今有着3个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易受攻击的地位使得它不得不小心谨慎，采取友善和解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外，冷战也赋予了奥地利一种与西方合作的伙伴身份，使它保持自由和民主，而这一切原本是奥地利内部难以自我实现的

大利人、丹麦人和荷兰人不时地对美国在他们国土上设有美军基地感到担忧，害怕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由此陷入危险。然而，这些引起关注的武器都属超级大国所有，大多数欧洲人都还算足够理智，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处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边缘的美国冷战理论，使许多西欧人在核战争即将爆发的威胁已消失的时候，自我慰藉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允许美国捍卫他们的安全而在帮助美国。因此，他们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参与裁军的争论，而是只关心建设自己的家园。

面对当地美军驻军司令的拒不妥协——他坚决不承认民主德国有权妨碍盟军的行动——苏联只好不情愿地同意今后30年内四大占领国军队继续逗留在原地，然而双方都认可了当地德国现存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管辖统治权。

肯尼迪回到华盛顿后不久，东德当局开始对那些企图移民者实行旅行限制。作为直接回应，美国总统公开重申西方联盟对西柏林的承诺——此举暗示着承认了苏联对东柏林的控制权。经由柏林移居国外的人口比例上升更为迅猛：7月份就有30 145人涌向西部；1961年8月的第一周，又迁移了21 828人，其中一半人还不到25岁。如果以此速度继续下去的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就会变成空壳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对柏林问题要快刀斩乱麻。在8月6日的巴黎会议上，盟国外交部长们再次拒绝苏联提出的威胁：假若无法达成解决方案的话，苏联声称将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于是，莫斯科授权民主德国划一条界线，实实在在地把东西两边分隔开来[...]

1950年9月，当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首次和英法两国探讨德国军事重整问题时，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这证实了他们早期的疑虑：北约组织只是实现德国重新军事化的一个幌子而已，远非如美国所承诺的那样是为了保护法国的东翼地带。甚至德国人也对此不情不愿，当然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纳对情势的改变把握得非常到位：联邦共和国将保持克制，而不只是抓住这次重整军备的机会。德国对西方的防御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波恩应坚持要求国际上认可联邦德国，并赦免被盟军羁押的德国战犯。

法国预计到这类交易有可能会在它的背后悄悄进行，于是通过提出反对意见，预先取消了有关允许德国加入北约组织防卫的一切协商。1950年1[...]

俄罗斯人坚决无法接受的是联邦德国重新军备化，为此他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苏联的策略并不是要在德国再统一问题上和西方达成共识，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德国重新军备化。在打败希特勒仅5年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假如国会能同意杜鲁门政府增强海外军事援助的请求，那么美国的同盟者，包括德国在内，就不得不自我担负起保卫欧洲大陆的责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立场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继续坚持苏联的官方态度，认为莫斯科要寻求德国的统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国不再拥有军备，莫斯科愿意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在1952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会中，斯大林提议四大占领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解除军备，撤出所有占领军，由所有德国人自由选举成立一个德国政府。历史学家们曾指责华盛顿方面未能采用斯大林的建议——“失去了一次”结束冷战的“机会”，或至少可以在最严峻的对抗时刻消除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