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瞪口呆。这个特别的问题，虽说它显然太蠢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无言地动动嘴唇。就在同一个夜晚，我学到了写作的目标之一：讽刺；我还学到了写作的陷阱之一：情节破绽。芸芸众生中，惟独哈桑教给我。这个目不识丁、不会写字的哈桑。有个冰冷而阴暗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懂得什么，这个哈扎拉文盲？他一辈子只配在厨房里打杂。他胆敢批评我？

无关乎这些事情，因为历史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也是。最终，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这些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没有

奇怪的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我与哈桑是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

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爸爸说，“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你懂吗？

“可是他要走去哪里呢？”爸爸说，“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

“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阿米尔。”

很好，”爸爸说，但眼睛仍透露出怀疑的神色，“现在，不管那个毛拉怎么说，罪行只有一种，只有一种。那就是盗窃，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你明白吗？”

父亲随心所欲地打造他身边的世界，除了我这个明显的例外。当然，问题在于，爸爸眼里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于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全然由他说了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若爱他，也必定会怕他，甚或对他有些恨意。

我为爸爸自豪，为我们骄傲。

我要爸爸全属我一人。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飓风先生”，这随后变成远近闻名的绰号。这个绰号可是名副其实。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图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卷曲的棕色头发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样不羁；他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并且，就像拉辛汗经常说的那样，黑色的眼珠一瞪，会“让魔鬼跪地求饶”。爸爸身高近2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我记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现在则是一团糟。到处都是洞和弹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南边球门门柱后面，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球场根本没有草，只有泥土。

我们在院子里的蔷薇花丛后面找到那只小乌龟。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里，而我们太高兴了，顾不上关心这个。我们把它涂成鲜红色，哈桑的主意，也是个好主意：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在灌木丛中找不到它。我们扮成两个孤胆英雄，在某处遥远的丛林，发现一只巨大的史前怪兽，我们将它带回来，让世人开开眼界。去年冬天，阿里造了一辆木车，送给哈桑当生日礼物。我们假装它是巨大的铁笼，将乌龟放在上面。抓住那只喷火的怪兽了！我们在草丛中游行，背后拖着木车，周围是苹果树和樱桃树，它们变成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人头从成千上万的窗户探出来，争睹楼下的奇观。我们走过爸爸在无花果树林边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桥，它变成连接城市的巨大吊桥；而它下面的小[...]

在餐馆附近，我见到一具尸体。那儿行过绞刑，有个年轻人被吊起来，绳索末端绑在横梁上，他脸庞青肿，寿终那日，他穿着残破的衣服，染着血迹。人们对他视而不见。

我们默默驶过广场，直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我目光所及，见到的总是一座尘雾笼罩的城市，还有生砖垒成的建筑。在普什图广场往北几条街，法里德指着两个男人，他们在繁忙的街角相谈甚欢。其中有个金鸡独立，他另外那条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怀里抱着一根义肢。“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就那条腿讨价还价呢。”

“他要卖掉他的腿？”

法里德点头：“在黑市可以卖个好价钱，足以喂饱你的孩子好几个星期。”

让我意外的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多数依然有屋顶，墙壁依然完整[...]

在我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