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请进了中国大课堂。当然，与此同时，孔子也成了中国没落的替罪羊或替罪狼。钱穆先生曾在《国史大纲》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吾民对吾国历史应该保持“温情与敬意”。然而，彼时已经出离愤怒的“国人”纷纷拿孔子“泄公愤”，以为只要彻底否定了孔子，便可以拉直中国人的脊梁，“孔圣人”因此“由神而鬼”，经历两重天。当然，这种善恶两分的极端主义在近年来又开始抬头。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中国人渐渐恢复了信心。当“敢为天下先”的才子佳人们积极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时，“敢为儒学后”的文人学士同样大张旗鼓地搞“复兴儒教运动”，要为孔子“封圣”。于是，“尊孔”还是“废孔”再次成了舆论的焦点。从中可见的，更有知识分子的势利。

2006年，北大教授张颐武主张“要善待孔子一样善待章子怡”“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此言一出，除了引起部分媒体的讨伐，在网上同样招致无数谩骂。当说，孔子与章子怡，一老一少，一男一女，一死一活，两人时代际遇也各不相同，硬是要将两人放到一起比比谁更伟大，着实是给公众出了道难题。同在蓝天下，在笔者看来，以一个人的人生实践为标准去否认另一个人的价值，就像责备加勒比海的海豚为什么不去红磨坊跳舞一样荒诞不经。“多选题”还是“是非题”？众所周知，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正因为此，上世纪初，当人们意识到“孔先生”误人子弟时，陈独秀等人将“德先生”与“赛先[...]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猢狲到公民，此一转变决定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而社会成长的关键就在于个体权利与意识的崛起。在此转型过程中，外力与内力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战争的害处即在于打破或中断了原有的历史积累，并且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不可否认，每个国家在思想变迁中所取得的进步，都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它必然得益于历史的点滴报偿与累积回馈。在历史并非风平浪静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既会因一个特殊的时代的降临被遮蔽，同样会在新的时代开启时重新显山露水。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过去，无论是自己下跪，还是逼人下跪，都救不了国学。说到底，所谓国学也不过是流淌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几件文化产品。

而真正的学问，本也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或者民族，知识在人们获得的那一刻起就是属于全人类的。

。当记忆被淘空与置换，当思想被控制与操纵，我们便不再是我们自己。正因为此，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希望就在于可以不知疲倦地寻找那些供散于历史旷野中的或强或弱的声音，寻找那些我们百倍珍视的信念与价值，共同建设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的伟大的传统。

就像汉语被发明并成为中国人的母语一样，一切文化、制度和思想一样，也都是人之造物，都是被人发明出来的。人类文明的杰作，就是通过人力一点一滴地努力，终于聚沙成塔、滴水穿石，在有意无意中创造出来的。

人是上帝的造物，传统是人的造物”。传统只有不断地被发明，被改造，真正以人为本，传统才会有价值。

幸福，首先来于可以选择。如罗素所说，“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只有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的生活与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最优。无论是上述希伯来人的“出埃及记”、圣马力诺人的“出罗马记”，还是中国乡民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莫过于——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那些失去了大地的人，也同样会失去天空；正如失去了物权的人会失去人权。如果连基本的物质生活的权利都要仰权力之鼻息，个别人也许能在精神上保持某种自由，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能坚持的自由与权利必定大打折扣。

产权的作用即在于为种子提供了一种果壳一样的保护。或者说，物权持久地独立于政权之外，既是对政权的一种防御，也是一种分权。历史一次次证明，如果物权不能高于并独立于政权之外，物权便会因为政权的倒塌而受到伤害，甚至随时会被焚毁契约、推倒重来。

人类的公序良俗是在个人充分自治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成。文明的演进同样是财富与创造不断累积、完成历史增量的过程。这种累积，简而言之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了获得这种胜利，人们必须步步为营，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创造，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获取人生的收益。

人不能活在理想的真空之中，物权是人权重要的组成，也是人权的重要保障。没有个体物权，就不会有持久的创造。显而易见，今日中国不断收获希望正是因为中国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承认个体的人生所得，而中国历史上的积贫积弱同样在于个体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以至于每个人的创造性及创造物消失于时代的风雨飘摇之中。

如何毁灭一座城市？两种广为人知的方法：一是希特勒式的狂轰滥炸；二是消灭这个城市的产权。当这座城市名义上属于任何人实际又不属于任何人时，必然会在一片混乱中上演“公地悲剧”，芳草萋萋的牧场在人们的粗暴、短见的放牧中失去生机，寸草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