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人的最高要求就应该是，育成的人，对于复杂现象和不同意见，有根据自己理性以判断其是非的能力。

决心也许不难，收效则大难，因为追到根抵，关键还是人心所向。所以求治本清源，还要在变人心方面下功夫。所谓变人心，仍须从根本方面说，不过是提高群体的教养。

管理社会，求治平，必须重视时风的情况。显然，行之前，先要能够分辨好坏。这方面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一，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比如视有钱加物质享受为荣耀，你不同意，视为荣耀的人或则不理睬；即使理睬，也必是你说公的理，他说婆的理，在人生之道方面，以理服人是很难的。还有二，时风也许大有来头，如楚王、汉武帝，王谢之类，他说某装束美，某信条是真理，你就不再有争论的权利。

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想它就越敬畏，那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畏，是因为感到它力量太大，能够迫使人舍生。敬畏，不进一步问本原，显然是因为本原难找。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为了社会，至少是安定，这道德，作为群体的精神财富，是如何贵重。甚至可以夸大说，如果道德能够生实效于一切人一切事，那就可以不要法律。人人都是伯夷叔齐，各种锁就不再有用，惩治偷盗的法规和法院自然也就成为多余了。

法律总是带有强制性，所以其“价值”不是无上的。这样说，是因为：其一，即使法令如牛毛，总会有些人（纵使是少数）不怕甚至甘心犯法；其二，求社会安定，比法律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有守法的习惯。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反“民可使由之”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即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比较的过程中，这种生活态度表现为既坚持又容忍：信自己之所信是坚持，尊重别人之所信是容忍。坚持来于认真，只有人人认真，整体才有较多的走上正路的可能性。容忍来于克己，只有人人克己，意见不同，甚至利害冲突，才有可能文而不武也可以解决问题。

原则的基础也是那面镜子，照见的人都是常人，有常情。因而对这样的人，就一，不要抱过高过多的希望，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二，对于小德出入可也的过，可以多谅解，因为他也是生而有欲，照叔本华的看法，也是苦朋友，值得同情。

贤人政治的此路不通，还有更深远的理由，那是，政治是街头巷尾的大众的事，大众是常人，讲管理就不能不面对常人。常人有常情。这常情究竟是什么样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孟子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禅宗和尚设想，自性清净，见性成佛，都是理想主义者的看法，当作高山仰止的目标，也许不只应求，而且可敬。不过管理众人的事，就不能不多面向实际。

不朽总是貌似实实在在而实际却恍兮惚兮的事物。生前，它不是现实，只能存于想象中。死后，它至多只是活人给与死者的一种酬报，而可惜，死者早已无觉知，不能接受了。

生也有涯，生活之道难言．无论如何，正如某生物学家所说，生只此一次总是个遗憾。这自然是我执。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愿走佛家的路，破执，那就最好还是顺常道而行，重视增补而求生得更美好，更丰富，更如意。去日苦多，而世间万有，所以要及时努力，善自利用之。

但是人终归与一般生物不同，——不是说特别高贵，而是说，因为肉体的活动能力，尤其是精神的活动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生物，所以就不能安于仅仅能够生存的最低限度，就是说，不仅要“生”，而且要生得美好，丰富，更如意。生活更如意，要靠多方面的条件，概括说，其中包括社会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还有精神方面的，我们可以总名之曰文化。

探讨生活之道，宜于少注意幻想，多注意事实。

生而有欲，生与欲不可分，已受生而谈灭欲，这样想，也许应该称之为智，这样做，也许应该称之为毅；

在道德哲学中，“善”的概念蕴涵“应”的概念，就是说，凡是善的都是应该做的。诚是善，是应该做的；诈是恶，是不应该做的。一切受之自然的事物，身外如日大月小，夏热冬寒，身内如二目一口，恶死乐生，我们不能说它应该如此还是不应该如此，也就不牵涉善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