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我后来读中国文学史，发现马桥人没有比历史上一些儒学大师们干得更坏。那些人动不动就“征圣”，其实也经常假托孔子，假托老子，假托苟子或孟子，编造圣言以唬人。汉朝的杨雄引用过大量的孔子语录，经后人查实，没有几条是真的。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分，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

我不能说，盐午的训斥和钱不是一种仁厚，即便是一种局外和事后的反应，仁厚还是仁厚。但这种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里，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我也不能说，盐早的动武不是一种冷漠，即使是面对一种不可理喻的自虐者，冷漠还是冷漠。这种冷漠来自他任何办法统统失效以后的绝望，来自他失败的爱。在这里，爱和恨换了个位置，就像底片在成像过程中黑滤下了白，而白滤下了黑。在马桥的这个老蛊婆面前，人的仁厚滤下了冷漠，而人的冷漠滤下了仁厚。

马桥人有一个特殊的词：“冤头”，有点像“怨”，包含了爱与恨两种含义。冤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处境。对方已经毫无可爱之处，因此惯性的爱不再是情感，只是一种理智的坚守和苦熬。人们可以[...]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垂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他没料到时间不是文物，他与儿子也没有共存和共享的统一时间。政府还他父亲清白的一九四八年，并内有同时配给他的儿子。这位少年刚才狠狠地踢了木炭一脚，显示出它对一九四八年在内的往事毫无兴趣甚至反感。

我们常常美化以前的一些事物，比如藕，比如一本书，比如某位邻居，因为我们忘记了当时产生好感的特定情景。我们甚至觉得以前的某次痛苦经历美妙无比，因为我们称了原因的回顾者，不再深陷其中。我们不再痛苦而是欣赏痛苦。

这样说来被感知猎取的时间，反过来也会饰变我们的感知。

同样的道理，我们知之甚少的时间，比方古人的时间，比方遥远国度的时间，总是模糊不清几近消失足以忽略，就像远方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视野的进头微缩如尘，与空无没有什么差别。我以前读美国的小说，就发现我对那个国度的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就常常混同莫辨。而美国的十一世纪和十五世纪似乎更是同一回事。我暗自吃惊，一本小说背后一代人或好几代人决不可混同也决不可忽略的生生死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漫长，为什么可以在我这里悄悄消失，为什么短促得只能供我翻翻书页甚至打一个呵欠？

原因很简单：我太远，不能看清那里的一切。

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

人的时间只存在于感知之中，感知力比较弱或者干脆完全丧失的人比如病床上的植物人，并[...]

也许，在某种物质的时间之外，对于人更有意义的是心智的时间。一个人的幼童期总是漫长的，一个人在动荡时期、危险时期、痛苦时期所感受的时间也总是漫长的。毫无疑问，漫长是一种感受，出于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特别明晰的记忆，特别丰富的新知。在一些日子过得舒适而单调的人那里，在一天被一百天而一年被十年重复的生活里，我们则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时间不是被拉长了，不是放大和增容了，而是越来越匆促，越来越缩短，最后几乎成了一个零，眨眼之间就无影无踪。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镜中的老人就是自己，免不了瞪大恐惧的双眼。

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他后来被共产党定位乞丐富农，使因为他既有雇工剥削（剥削七袋以下的叫花子），又是货真价实的乞丐（哪怕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只好这样不伦不类算了。他一方面拥有烟砖豪宅四个老婆，另一方面还是经常穿破衫打赤脚，人们得承认这个事实。

万玉对穿山镜很不满意，曾经对我抱怨：“不公平，太不公平。你们城里人有电影戏看，有动物园看，有汽车火车着，我们乡里人有什么？就是这一点文化生活，”

他是指觉觉歌和男女之事，“也要用穿山镜照，什么世道！再说，共产党不准大家下，以后小共产党哪里来呢？”

下流、下贱、下作的简称，词义源于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一般的性行为。湘方言在八十年代以后有“稀下的”一词，指流氓无赖的习气，显然也是“下”的延伸和扩展。

就人的体位来说，头脑在上，人的思维和精神从来就具有上的指向，享有“高尚”、“崇高”、“形而上”之类方位标志。而性器官在下，因此性行为从来属于“下流”。

由此看来，寺庙建在高山，罪犯囚于地狱，贵族居于殿堂。贱民伏拜阶下，胜者的旗帜升向高空，败者的旗帜践踏足底……这一切很难说是偶然的择位，一定是某种信念的外化和物化。我怀疑，这一切源于古代穴居人对自己身体的困惑和最初的认识，从那时候开始，寺庙、贵族、胜利的旗帜，成了穴居人脑袋的延伸，获得了上的方向。[...]

其实，北方来的“肏”，与“嬲”似乎有些不同。首先，“肏”的字形表示出这是男性的动作，辅以干脆、急促、暴烈的发音自然十分合适。“嬲”的发音则是柔软的、缠绵的、舒缓的，暗示一种温存的过程。从“嬲”的原义来看，或者至少说，从这个字上述各种所指的意义联系来看，“嬲”的状态，当然是指一种粘连、贴近、缠绕、亲热、戏弄的状态，即多少有点像浆糊和胶水的状态，没有暴力的进攻性。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生理学调查，证实女性的性亢奋比男性要来得慢，往往需要有已够的温存才能将其激发。这是一个嬲（阴平产）的过程，是一个嬲（阳平声）的过程，也是一嬲（上声）的过程，需要男人们注意和配合。一个大胆的推测可以由此而产生：“嬲”比[...]

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奥地利学者S.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 于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这位精神病医生著《梦的释义》，成了一位释梦大师。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人口。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

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我看出来了，“梦婆”一词意味着：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