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溢着善意的眼神永远比瘟疫更有力量

这种热情给人好感，我理解。大灾初期和结束时谁都会夸夸其谈一番。灾情开始，人的习惯还没有丧失，灾害结束时，习惯又失而复得了。只是在灾难当中人们才与现实相适应，即是说才会沉默下来。等等看吧。”

人们清楚地看到，春天大势已去，她曾在姹紫嫣红中出尽风头，如今却在暑热和瘟疫的双重压力下气息奄奄，缓缓逝去。在我们全体同胞眼里，这夏日的天空，这些被尘埃和烦恼染成灰白色的街道，跟每天使城里人心情沉重的上百个死于瘟疫的人一样具有威胁性。烈日持续烤炙着人们，这催人入睡、邀人度假的夏令时节，再也不像往常那样激起水中嬉戏的男欢女爱的兴趣。相反，在封闭而无声的城市里，这样的时日只能显得空虚而寂寥。如今再也看不见快乐季节里常见的黝黑皮肤的光彩了。鼠疫肆虐中的酷日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必要时你得在‘然而’和‘而且’之间作出选择，这还算容易。要在‘而且’和‘然后’之间作选择就难一些了。选择‘然后’或‘随后’就更难了。但最难的是，究竟该不该用‘而且’。

抽象概念就是一切反对他幸福的东西

他们在避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放弃了可以在对今后团聚的想象中忘掉鼠疫的那些相当频繁的时刻。这一来，他们停在深渊和顶峰的半中腰，说他们在生活不如说他们在飘浮，他们被遗弃在没有方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中，这些日子和回忆有如飘忽不定的幽灵，只有情愿在他们痛苦的土地里扎根才可能成形。

，在他们囚禁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甚至在比较满意的时刻，他们都会想到外地的亲人，以及他们在一起时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对当前心急如焚，对昔日水火不容，而且自身又前途渺茫。这样的人跟那些受到人间的法律或仇恨判定过铁窗生活的人好有一比。结果，要想逃避难以忍受的空虚，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想象中让火车重新启动，让每个钟头都充满反复鸣响的门铃声，而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然而，当时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他们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如此小型的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

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

他很清楚，那就是鼠疫，但，当然，要公开承认是鼠疫，就必定要采取毫不留情的措施。他明明知道，实际上，正是这点让他的同行们退缩，因此，为了让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无论如何，这样推理不是个好办法。“关键，”卡斯特尔说，“不是这个推理方式好不好，而是它让人深思。

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轾，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里厄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己，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

“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我对他说，“是求得内心的安宁。”

怎样做才能不浪费时间？答案：在时间的漫长中体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