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诱之以利道：“予为项城计，即今反旗北征，若大功告成，总统当推首选。”

宋教仁也帮腔道：“驱逐胡虏，方不愧为汉族男儿。果如此，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举为总统，较之现下内阁总理，实有天渊之别。”

黄兴更是托蔡廷干带信给袁世凯，吹捧说：“以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华盛顿之事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

大头见信，了然于心，但还是要把戏做足，演给清廷看。因此，给武昌开出的议和条件仍是君主立宪。

黎元洪愤然而起，当着军政府众人的面，向来使痛斥袁世凯自抬威权，欲收渔人之利的居心，并大义凛然道：“推翻清朝，乃是底线。否则无和可谈，只有约期大战！”

此番，蔡廷干带着袁世凯的密信，低调过江，同武昌党人接触，明则劝其罢兵，暗则探其底线。

之所以派蔡廷干，盖因其在北洋海军时曾当过黎元洪的上司。当然，廷干也不辱使命，替袁世凯演了场欲擒故纵的好戏。

他指出，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弱化中央权威是在帮西方列强的忙。并提醒众人，自己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深悉其社会生活中所蔓延的腐败。

蔡廷干主张君主立宪，皇帝不掌权，总理负责任，既稳定又廉洁。

但站在黎元洪的立场，反旗既举，必须看着清帝逊位，否则武昌上下都有被秋后算账的可能。

沐浴着阳光，鲜红的顶子似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与此同时，武汉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蔡廷干。

留美幼童蔡廷干早年被美国同学戏称为“火爆唐人”，甲午海战时是鱼雷艇“福龙”的管带，惊鸿一瞥。

战后，被清政府革职，在唐绍仪引荐下入袁世凯幕，以娴熟的英语和开阔的视野，日见重用。

严复显然在体制内待傻了，不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既得利益团体是世间最顽固的存在，即使见到棺材也不会落泪。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那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异常热烈。

上至巡抚，下到州县，豫官们集体挂着标准而殷勤的笑脸，亦步亦趋地随袁大总理踱上月台。

鞭炮声、锣鼓声，嘈杂而喜庆，统摄一切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身穿仙鹤补服，环顾四周，颔首致意。

而当务之急是对付燕晋联军，解朝廷之围。不然，等吴禄贞打下北京，自己就彻底退休了。

第六镇被段祺瑞打造得铁板一块，吴禄贞统制未久，根本压不住。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一个管带（营长），在石家庄火车站刺杀了吴。

燕晋联军旋即解散。

行将崩溃的清廷别无选择，答应了“袁六条”，颁布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政寡术”。同时，解散皇族内阁，并通过资政院选举，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即来京组阁。

在给《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中，严复不无遗憾地道：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条，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历史往往重演，这和法国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一切都太迟了！

因为他明白，革命家有两种，一种是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在有生之年见到革命成果；还有一种则纯粹得多：革命因我而成功。

目的能否漂白手段？如果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谁又看得清谁呢？

面对清政府和黎元洪的湖北集团、同盟会的东南集团，袁世凯选择听从杨度的建议：养寇自重，拖垮清廷。

唯其如此，方能集权力于一身；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中国四分五裂，杜绝列强瓜分的野心。

王道、霸道、民主、集权、苍生、大义，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场，铸就了人们生死以之的梦想。

然而，有梦想不是错，强迫别人活在自己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可惜，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大同社会，多少飞蛾奋不顾身地扑那道万丈光芒，却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欲望，宁可牺牲千万人，也不放弃心中坚守的乌托邦。

终于，手持大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这就好比陈独秀同胡适的区别。前者认为只有跟着我陈独秀争自由，中国才会实现自由；而后者挂怀的是，只有当每个人都争取自由，中国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终胡适一生，对那些鼓吹“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自由”的领袖，都时刻保持着警惕。

第十二章 顶层亡清，共和的尝试与反动

龙骧虎步

宿命的铰链轰然作响。

何人没有梦想？当热血沸腾时，梦想便铸成了信念。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和平生活却往往平庸而繁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志之士无不怀抱平治天下的宏图，但在数不清的荣耀与失败的洗练下，在只问目标不计手段的自我安慰中，努力到忘却初衷的人史不绝载……

崇尚实践不爱标榜、始终未设宣传机关的光复会，在贡献了吴樾、秋瑾、徐锡麟等烈士，光复了江南后，便已成为历史名词。

失去平台的章太炎与李燮和性命堪忧，逐渐倒向袁世凯。

而作为退休返聘人员，袁世凯才不相信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鬼话，“非袁莫属”的舆论和中外仰仗的人望让他愈发坚信中国需要宪政。但，必须在自己手上实现。

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孙文）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尝不是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从未提及此事也。

史学家杨天石点评道：“蒋介石始终认为刺陶是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非孙文，二人也未曾谈及此事，但他估计，孙之所以长期信任、重视自己，和此事密切相关。”

同一时间，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也在其治下捕杀光复会成员——以革命主角自居的同盟会，用最直接的方法帮光复会实现了“功成身退”的入会誓言。

今武昌为首义之区，而江浙为光复会势力所在，若先于我等举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故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李燮和以协助光复为名，由鄂来沪，其人为陶成章之亲信，居心可知。诸同志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就差直接说：“有能手刃此二贼者乎？”

1912年1月14日凌晨，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枪杀了陶成章。

时论普遍认为，刺陶是孙文默许甚至直接指示的。

1943年，这桩公案尘埃落定三十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主编章太炎饿得眼冒金星，连催孙文给钱，且只需三千银元便能解燃眉之急，却被告知没有。

最后《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险些罚做苦役。

为此，陶成章同章太炎多次发动“倒孙”，要将其赶下台，另选贤能；孙文则四处诬蔑二人为清廷的侦探。

由于内部纷争不断，孙文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胡汉民、宋教仁等相继单飞，回国成立支部。若非黄兴极力维护，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析。

陶成章心灰意懒，在东京重组光复会，分庭抗礼。

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已同陶成章冰炭不容，向蒋介石等人吐露心事道：

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后，陶成章发现，在孙文的领导下，同盟会的管理和财务极其混乱。

一次，孙文托日本友人订购了两千支快抢，供起义同志使用，结果被章太炎探知是早已淘汰的劣枪。

还有一次，大难不死的起义同志逃回新加坡，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苦工）。众人同孙文商量，设法接济，不料孙却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

最夸张的是坐视为革命宣传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风雨飘摇，几近断炊，却始终不肯施以援手，任其自生自灭。

然而，舆论一边倒地拥护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878—1912），认为“非陶公继任，全局将解体矣！”“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被梁启超誉为“当世墨子”的陶成章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国事，四过家门不入，两番谋刺慈禧，可谓光复会的灵魂。

多年来，经陶成章之手的革命经费数以万计，他自己却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烟花巷陌的常客陈其美，由于三天两头往娱乐场所钻，舆论攻击不断，被上海人称作“杨梅都督”。

其实早在日本时，陶成章就曾当着孙文的面苦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遭到后者记恨。

等光复会打下制造局，好不容易找到陈时，发现其形象颇为狼狈：手足戴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地靠着墙壁，一动不动。再一看，原来辫子从墙上新凿的小孔拉出房外，系着梁上悬挂的一个铁钩，故而纹丝不动……

重获自由的陈其美又恢复了“四捷”（人称其“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的威风，见暗杀未遂，干脆派自己的黑道兄弟拿着手榴弹去威胁李燮和。

光复会在江南经营多年，李燮和根本不怕当铺伙计出身的陈其美，只因顾全大局，不想跟黑帮火拼，选择了低调闪人。

当上沪督的陈其美并不满足，正好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去南京临时政府赴任交通总长，便又打起了浙督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