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组织志愿防疫队的计划。请准许我去搞，且把政府搁在一边。再说他们也忙不过来。我几乎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可以组成第一批骨干，当然我本人也参加。”

塔鲁在阴暗的楼梯平台上样子好像一只穿着灰衣的大狗熊

当天，在一次会议上，筋疲力尽的医生们向不知所措的省长提出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肺鼠疫的口对口的传染。要求得到了批准，但跟平时一样，人们对结果还是一无所知。

开始时大家认为这场疫病不过是一般的疾病，因此宗教仍不失其原有的地位；如今他们看到这事的严重性，他们就想到寻欢作乐上来了。

上等酒或号称上等酒的饮料、价钱最贵的加菜，大家拼命地抢着又吃又喝。

“尽管纸张供应日益紧张，使有些期刊被迫减少篇幅，但仍有一种新的报纸《瘟疫通讯》问世，自称它的任务是：‘以充分客观的精神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减退；向他们提供对瘟疫未来情况最有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以支持决心与灾难进行搏斗的一切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振作人民的精神状态，传达当局的指示，简言之，聚集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有效地同侵袭我们的病害作斗争。’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地转变为专事登载一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

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

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

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

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