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他不知道有个外国人叫亚里士多德，也不认识玫瑰（他只知道那是花），他知道的事情很少，认识的人也不多，他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行走才不会迷路。当然，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有一个家庭，有妻子和儿子；也和其他人一样，在别人面前显得有些自卑，而在自己的妻儿面前则是信心十足，所以他也就经常在家里骂骂咧咧。这个人头脑简单，虽然他睡着的时候也会做梦，但是他没有梦想。当他醒着的时候，他也会追求平等，不过和那个雅可布——阿尔曼苏尔的臣民不一样，他才不会通过死亡去追求平等，他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在的人，所以他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生活极其槽[...]

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这一切尤如盘起来的一捆绳子，被叙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尽头。

他们走到了一座木桥前，桥下是一条河流，河流向前延伸时一会儿宽，一会儿又变窄了。青草从河水里生长出来，沿着河坡一直爬了上去，爬进了稻田。

坐在叔叔的屋顶上，许三观举自四望，天空是从很远处的泥土里升起来的，天空红彤彤的越来越高，把远处的田野也映亮了，使庄稼变得像西红柿那样通红一片，还有横在那里的河流和爬过去的小路，那些树木，那些茅屋和池塘，那些从屋顶歪歪曲曲升上去的炊烟，它们都红了。

塑料椅子这边安静下来，开始聆听沙发那边令人瞠目的奢华。他们六个中间有五个的墓地都建立在高高的山顶，面朝大海，云雾缭绕，都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海景豪墓。只有一个建立在山坳里，那里树林茂密溪水流淌鸟儿啼鸣，墓碑是一块天然石头，在那里扎根几百上千年了，他说现在讲究有机食品，他的是有机墓碑。另外五个的墓碑有两个是实体的缩小版，一个是中式庭院，一个是西式别墅；还有两个是正式的墓碑，他们声称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最后一个说出来让大家吃了一惊，他的墓碑竟然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且尺寸大小一样，只是纪念碑上面毛泽东手迹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改成了“李峰同志永垂不朽”，也是毛泽东的手迹，是他的家[...]

那时候青楼里有一位沈先生，年纪都快到六十岁了，眼睛还和猫眼似的贼亮，穿着蓝布长衫，腰板挺着笔直，平常时候总是坐在角落里，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等到牌桌上的赌注越下越大，沈先生才咳嗽几声，慢悠悠地走过来，选一位置站着看，看了一会便有人站起来让位：

我父亲孙广才就是在这个时候，像一个慈善家似的爬上了寡妇逐渐寂寞起来的木床。那是春天最初来到时的一个下午，我父亲背着十斤大米走入了寡妇的房屋。当时寡妇正坐在长凳上纳鞋底，她斜眼瞧着孙广才走进来。

我父亲嬉皮笑脸地把大米往她脚跟前一放，就要去搂她的脖子。

寡妇伸手一挡：

“慢着。”

寡妇说：“我可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说着手伸向我父亲的胯间摸索了几下。

“怎么样？”父亲嬉笑地问。

“还行。”寡妇回答。

父亲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循规蹈矩生活后，幻想的破灭以及现实对他的捉弄，使他茅塞顿开。此后的孙广才经常去开导村里的年轻人，以过来人自鸣得意的口气说：

“趁你们年轻，还不赶紧多睡几个女人，别的全是假的。”[...]

这样的老人在乡间实在难以遇上，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

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出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开始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也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

一乐看到了胜利饭店明亮的灯光，他小心翼翼地问许三观：”爹，你是不是要带我去吃面条？“许三观不再骂一乐了，他突然温和地说道：“是的。”

李光头把它们堆在桌子上，数了又数，蚕豆只有十二颗，瓜子只有十八颗，硬糖只有两块。

大笑、微笑、奸笑、细笑、淫笑、奸笑、傻笑、干笑、湿笑和皮笑肉不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也是什么笑声都有。

“不知道是怎么败的……”年长的女人说，“我先是听人说，说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我心里就打起了锣鼓，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就托人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看他能吃多少，他要是吃两大碗，我就会放心些，他要是吃了三碗，桂花就是他的人了……他吃完了一碗，我要去给他添饭，他说吃饱了，吃不下去了……一个粗粗壮壮的男人，吃不下饭，身体肯定是败掉了……”

“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疲倦的老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后，仿佛知错般地抬起了头，拉着犁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