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面刚走来一个身穿华丽的条纹西服、佩紫水晶领带夹的时髦的中国人，背后又上来一位手腕上带着银手镯、缠足的小鞋只有两三寸的旧式妇人。《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里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似的人物，则踪影也无。

那位中国人悠悠地冲着水池撒起小便来。管他陈树藩扯旗反叛也罢，风靡一时的白话诗低迷不振也罢，日英续盟论甚嚣尘上也罢，如此种种于这位男子而言，一定全然不成其为问题。至少这位男子的态度和表情里有一种令人作如是思的闲适。阴霾之下高高耸立的中国式亭子，下陈一湾病态的绿色水池，以及斜斜地注入这池中的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单单是一幅忧郁可爱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老大之国辛辣可怖的象征。我痴痴地望着这位中国男子，凝视良久。然而不巧的是，似乎在四十起氏看来，这也算不得值得感慨的、新奇的景致。

“请看这儿，这路石上流着的，这些全是小便哟。”

我们走出咖啡馆。门外照例停着几辆黄包车，等待客人。车夫一看见我们，便从四面争先恐后蜂拥而上。黄包车夫自然“不要”。可此时我发现除了他们之外，另有一位劲敌盯了上来。在我们身旁，不知何时那个卖花老妇絮絮叨叨地申诉着什么，乞丐似的伸着手。看来老妇人在得到银币之后，似乎还打算让我们的钱包再次大张海口。我怜悯起被这贪得无厌的人所叫卖的、美丽的玫瑰花来。这位厚颜的老妇人和白天乘坐的马车的驭手——当然这并非上海首日见闻的全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又的的确确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瞥。

“唉，人生哪。”

钟斯向老妇人的篮子里扔了一枚银币，扭头问我：

“人生怎么啦？”

“人生便是撒满玫瑰花的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