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仔细端详你小说中的梦，它们似乎都在诉说某种病态和丑态，提示着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惧、孤独、自我囚禁、窥视、猜疑、陷害、嫉恨、无以自由、无法逃脱等等是你反复书写的东西，事件没有因果，对话不合逻辑，在荒唐可笑的细节下面隐现着尖锐的疼痛和刻骨的绝望。在阅读它们的时候，我常想起三岛由纪夫写的题为《残酷之美》的文章，我感到进入你的小说世界需要紧紧绷住理性的神经，否则会随时随着小说的描述而陷入疯狂的境地。由此我想，你的小说或许就是专为人的理性设置的检验机制，它们是从非理性的极端发出的呼唤，而期望从理性的极端得到回响。那么从写作的角度来讲，你是否要以十倍的理性力量来承受和审视你的小说创造的世界，以十[...]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是的，认识。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答：我的小说具有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故事性，可惜就如同很少有人读懂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故事一样，残雪的文本同样费解。这是关于灵魂的故事，如能拼命闯入迷宫，会发现那里面的故事比传统的故事更为有趣，结构更为奇巧，甚至会有天衣无缝的感觉。总之决不是像某些人评述的那样，是一盘散沙。最近我写了一本书解读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美国》等，我相信读者看了我的评论会觉得卡氏妙不可言，比传统的侦探故事更引人入胜，而且产生巨大的灵魂震撼。

答：涉及到审美，我想，中国传统审美当然是绝对排除了“脏”的，而在残雪的文本里，“脏”是最基本、最原始、扑不灭、杀不尽的生命，有洁癖的中国人大都害怕生命的直接崭露（这同害怕活泼泼的性交是一致的），所以必然会感到“不堪卒读”。这都是强大的传统势力造成的固定的阅读习惯所致。我记得一位日本老作家读到残雪最“脏”的文本《黄泥街》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那真是美的意境啊。”我不认为我的文本会丧失写作与存在的意义，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对自身现状不满的读者，他们要叩问灵魂的城堡，要深入探讨不可思议的人性，因而会与残雪的文本产生心灵共鸣，如你前面提到的雁心先生即是一例。什么是美？美就是生命的形式（也包括其终极形式[...]

问起她在现实世界里与母亲的关系，残雪很平淡地回答。

“也就是一般，一家九口人才几十块钱，她没时间管我们。”

一九五七年，残雪的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列为“极右”下放，她的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

她从小跟外祖母，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自然灾害时，残雪和她的兄弟靠着外婆上山采的野菜和菌类保住性命，外婆因绝食和劳累死于水肿。

“外祖母特别神经质，又特别坚强，她生了十一个小孩，生一个死一个，最后只剩下我母亲一个。”

《美丽南方之夏日》一文中，残雪深情地描绘与她相依为命的外婆。

“外婆年轻时一定是个眉清目秀的美女，她的牙齿很白，很结实，能咬断细铁丝。她[...]

施：所以蝎子、蚯蚓、蜈蚣等经常在你小说里出现，评论者借此发挥……

残：我喜欢挪威画家蒙克，我觉得很美，有些气质跟我接近。写这些动物是表现一种意境，写的时候无所谓美丑，用小孩的眼光，觉得奇特、有意思。

他的窗口主要来自非理性的力量。

我写些人在黑暗中摸索，相互之间贴近的感觉，没有情节，情节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绪的贯通，从《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还有最近这个长篇，情绪上都是一贯的，刘××读了长篇《突围表演》，说像读论文一样，二十三万字，写了整整一年，情绪从头到尾贯通。

（肯定地）不是做梦，就是高度集中来创造，有时还故意跟常理、现实相对，来弄一个新东西，就好像到达一个无人的旷野，自己赤手空拳，乱搞一通，得到那种快感。

有一股情绪，但是不能很清楚说出来，那股情绪要用很强的理智把自己控制住，控制在非理性的状态中去创作，如不控制很可能出现理性的东西，我的作品要完全排除理性

问：刚才说的自由的感受，读者也能很清楚地体会到。只是要将它翻译出来确实很难（笑）。这也是由于中文的语言特征引起的结果吧。在翻译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时设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要翻译残雪女士的作品时，却又有许多新的问题大量涌现出来。中文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时态，接续词又少，词汇的意思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时的情景等，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残雪女士的小说时常变得像梦中的影子，状况、时间的顺序都不确定，若将它译成日语，不可能将不确定的东西译成不确定，或者将多义性作为多义性处理。因而硬性而频繁地强加了狭义的解释。每次重读其解释，理解都不断地发生变化。

答：是的，我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创作的。但是这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理性的钳制下进入无意识的领域和白日梦中。的确，我的小说语言与诗的语言极为近似，然而并没有仔细研究该使用怎样的语言。正因为是随意地排列涌现出来的词汇，所以才会产生那样的效果吧。如果有意识地组合用词和句子而写作的话，恐怕会失败。而且，我完全不拘泥于一个个的词汇。如果编辑人员想要改变的话，即使任意地改变也没关系。在一些被改变的地方，我的作品的能量或者功率完全不受影响。总之，使头脑一片空白，随笔写下去，才能感受到无限的自由和痛快。

问：残雪女士的处女作是《黄泥街》。在中国有人将它作为一篇社会讽刺小说来评论。不用说这种看法也未尝不可。但是若仅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太过于表面化了。我看了《苍老的浮云》及几篇中短篇小说之后，好不容易才能够看懂《黄泥街》的全文。看了它后深切感到，因为中国文学也是文学，所以残雪女士从处女作的阶段起，就在最深层的地方描写了（所有文学作品中）不能避开而过的问题。如果说所谓“问题”是什么？那就是“语言”，即“语言”的可疑性、暧昧性、不确切性。在残雪的世界中，语言是一个永远难以摸索得到的“东西”。人们随随便便地述说随随便便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为止是真实的，到什么地方为止是谎言。

答：是的。所谓语言确[...]

问：就我所记得的，他们认为，第一，你的文字语言拖得太长，太啰嗦；第二，虽然用的现代派的手法，角色无名无姓，只用P,Q，X,Y等等，但情节杂乱无章，拼凑而成；第三，说了太多有关性的东西，与主题无关，而且结尾模糊笼统不了了之。你的反驳呢？

答：首先还是他们立足点的问题。他们用传统的标准，认为语言要精练，要充分表达，他们拿如何用字，如何布局等等来批评我。我从小就对大人们承认的那个世界里的语言和陈腐的句子非常反感，在《突围表演》里有重大突破。我把什么形容词都去掉了，句子重复很多，拖得很长，这使他们的神经无法忍受。这是我的个性，我的语言，而不是他们平常意义之下的能够理解的语言。我不在乎用词，别人要去掉几[...]

问：外国肯替你出书是不是因为西方有幻想小说的传统？

答：可能没关系。他们的是非理性文学，是现代文学。我的作品当然有现代主义的因素，但与他们的都不同。

问：那么有人称你为超现实主义，你的看法怎么样？去年我听说一位先生写评论有独到的见解，也评过你的作品。由于个人隐私权的关系，我不便直说名字。你觉得他也不了解你的作品吗？

答：我不同意称我为超现实主义，我的作品西方人写不出来。一些人从没看完我的小说，有的人硬着头皮看过一两篇短的，就说怎么好怎么好。像《苍老的浮云》，有人看不下去，我跟他谈过话，问他干吗要硬着头皮看。

问：既然你谈到国外，有的评论家把你的作品跟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局外人》（或作《异乡人》）互相比较，说你们很相似，你怎么说？

答：我不同意。我们的主题也许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我们完全不同。卡夫卡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具有女性化的感受，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