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豆以来，我就和豆子相处，天长日久了，得到不少专门经验，关于种植，锄地，收获，打场，拣拾，出卖，——最后这一种尤其困难，——我不妨再加上一个吃，我还吃了豆子，尝了味道的。

那些衰老的，有病的，胆怯的人，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想得最多的是疾病、意外和死亡；在他们看来，生命是充满了危险的，——可如果你不去想它，那又有什么危险呢？

从他这人身上可以察觉到，他有相当的，不管如何地少，积极的独创性；有时我还发现他在自己寻思如何表达他自己的意见，这是稀有的现象，我愿在随便哪一天跑十英里路，去观察这种景象，这等于温习一次社会制度的起源。虽然他迟疑，也许还不能明白地表现他自己，他却常常藏有一些非常正确的好意见．然而他的思想是这样原始，和他的肉体的生命契合无间，比起仅仅有学问的人的思想来，虽然已经高明，却还没有成熟到值得报道的程度。他说过，在最低贱的人中，纵然终身在最下层，且又目不识丁，却可能出一些天才，一向都有自己的见解，从不假装他什么都知道；他们深如瓦尔登湖一般，有人说它是无底的，虽然它也许是黑暗而泥泞的。

他可以替不少制度作辩护，胜过哲学家多多，因为他说的理由都是和他直接关联着的，他说出了它们流行的真正理由，他并不胡想出任何其他理由。

然则，我费尽了心机，还不能找出他对于事物的精神方面的观点来；他想出的最高原则在乎“绝对的方便”，像动物所喜欢的那样；这一点，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如此。如果我向他建议，在生活方式上有所改进，他仅仅回答说，来不及了，可并没有一点遗憾。然而他彻底地奉行着忠实与其他这一类美德。

我听到过一个著名的聪明人兼改革家问他，他愿不愿这世界改变：他惊诧地失笑了，这问题从来没有想过，用他的加拿大口音回答，“不必，我很喜欢它呢，”一个哲学家跟他谈话，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在陌生人看来，他对一般问题是一点都不懂的；但是我有时候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聪明得像莎士比亚呢，还是天真未凿，像一个小孩；不知道他富于诗意呢，还是笨伯一名。一个市民告诉过我，他遇到他，戴了那紧扣的小帽，悠悠闲闲地穿过村子，自顾自吹着口哨，他使他想起了微服出行的王子。

他这样地单纯，天然地卑微，——如果那种不抱奢望的人可以称作卑微的话，——这种卑微在他身上并不明显，他自己也不觉得。对于他，聪明一点的人，简直成了神仙，如果你告诉他，这样一个人正要来到，他似乎觉得这般隆重的事情肯定是与他无关的，事情会自然而然地自己办好的，还是让他被人们忘掉吧。

如果我们中间，每一个都有一些不可以言传，只可以意会的话语，若要最亲呢地享受我们的交流，我们光是沉默一下还不够，还得两个身体距离得远一点，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才行。根据这个标准，大声说话只是为了聋子的方便；可是有很多美妙的事物，我们要是非大喊大叫不可，那就无法言传了。

在身体和灵魂都很健康有力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地从类似的，但更正常、更自然的社会得到鼓舞，从而发现我们是不寂寞的。

人的价值并不在他的皮肤上，所以我们不必要去碰皮肤。

我们生活得太拥挤，互相干扰，彼此牵绊，因此我想，彼此已缺乏敬意了

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人和人群隔开而使人感到寂寞呢？我已经发现了，无论两条腿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形接近。

然而我有时经历到，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出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使是对于愤世嫉俗的可怜人和最最忧慢的人也一样。只要生活在大自然之间而还有五官的话，便不可能有很阴郁的忧虑。对于健全而无邪的耳朵，暴风雨还真是伊奥勒斯的音乐呢。什么也不能正当地迫使单纯而勇敢的人产生庸俗的伤感。当我享受着四季的友爱时，我相信，任什么也不能使生活成为我沉重的负担。

不常进入森林的人常把森林中的小玩意儿一路上拿在手里玩，有时故意，有时偶然，把它们留下了。有一位剥下了柳树皮，做成一个戒指，丢在我桌上。在我出门时有没有客人来过，我总能知道，不是树枝或青草弯倒，便是有了鞋印，一般说，从他们留下的微小痕迹里我还可以猜出他们的年龄、性别和性格；有的掉下了花朵，有的抓来一把草，又扔掉，甚至还有一直带到半英里外的铁路边才扔下的呢；有时，雪茄烟或烟斗味道还残留不散。常常我还能从烟斗的香味注意到六十杆之外公路上行经的一个旅行者。

我觉得养一只小公鸡很有道理，只是把它当作鸣禽看待，为了听它的音乐公鸡从前是印第安野鸡，它的音乐确是所有禽帼之中最了不起的，如果能不把它们变为家禽而加以驯化的话，它的音乐可以立刻成为我们的森林中最著名的音乐，胜过鹅的叫声，猫头鹰的嚎哭；然后，你再想想老母鸡，在她们的夫君停下了号角声之后，她们的噪聒填满了停顿的时刻！难怪人类要把这一种鸟编入家禽中间去——更不用说鸡蛋和鸡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