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人家晚年在学术思想上不能充分地自我解放；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却自我奴役。最后还说：“不觉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以那一点点可笑的阿Q心理来自我解嘲，也都是为名所累。

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看，胡适之和曾国藩实在是一流的人物。曾文正公为着身后之名，连给儿子写信都没有自由。他的有名的《字谕纪泽儿》哪里是给“纪泽儿”看的啊！他老人家是写给我们《曾文正公家书》的读者们看的呢！“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我国有为有守的传统士大夫都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这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美德。因为好名的人一定“要脸”。“要脸的人”与“不要脸的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就有天堂地狱之别了。

适之先生比起他的朋友来，就“高风亮节”得多了。他老人家也有“欲”，但是他是“三代以下人”，其欲不在“利”而在“名”。胡先生对他“身后之名”的注意，实远甚于他生前的心脏

可是“说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施耐庵先生说：“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胡适之是个最好的“教书匠”，也是最能“快友”的谈友。他的文章写得已经够好，他讲得比写得更好！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他肚皮里的东西不讲出来，老胡适真要活活闷死的。我可以想象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着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这样讲起来，一定要言成法立，文言白话，出口成章才过瘾！每句话都在“八不”规律之内，“讲”个别别扭扭的白话“演”，岂不难过？所以老胡适对学生讲起课来[...]

没有丰富的情感和生活经验的人也很难搞文学批评。胡先生就不是个公正的文学批评家。他老人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他的“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

李长官就一再告诉我，在他那“不如群儿”的幼年，最大的愿望只想做个“上尉”；而胡博士在哥大肄业时也未见得就怎样地“异于群儿”。

胡适也承继传统，但是他只承继他所认为应当承继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虽然如此，他们这文武两派始终未能把和尚、道士、神父、牧师赶出中国。因为“了生死”、“求真意”只有智慧高超的苏格拉底、王阳明、胡适之才能在“哲学”中求其解脱，我辈愚夫愚妇在名教中找不到乐土，就只有去求菩萨、做礼拜了。

西洋就不然了。在他们传统的思想里，一开头就用尽气力去“追求”他们最大的“真理”——“宇宙”和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上帝”。老实说数千年来西洋文明吃“上帝”的亏，实远甚于“上帝”对他们的保佑。纵使是今日的“西方”，仍然是“上帝”愈多的地方愈落后！

《海外论坛》的关门对社内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这批传统包袱甚重的知识分子，谈大政治，学问不够；谈小政治，体验不足；瞎吹民主、自由，而在民主圣人胡适的赞助之下，在杜威铜像之前，尚且民主不起来，哪里还有脸皮向祖国同胞说教呢？一念及此汗从颊下，笔者自己也深深自知肤浅，再不敢在祖国报刊上瞎写文章！一搁笔就已二十来年了。

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病’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

这个唐内阁不用说是个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是一字号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凯统治下，无关痛痒；纵在后来蒋、毛二公治下，也痛痒不大，落得做顺水人情，统战客店。

所以在东山再起之后的袁世凯这个宰相，虽然万般专横，但是他发号施令，还得去说服那个颁发‘懿旨’的可怜的寡妇。寡妇无知，把老袁的话，信以为真，老袁才可挟寡妇，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长话短说，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著为借口，把这对可怜小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花不光也。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那里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老袁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

再者，袁所著重的还不只是个‘法统问题’，也是个‘面子间题’。他显然是认为不论做皇帝也好，做总统也好，总之在他当了元首之后，自己高高在上，而纳革命派与立宪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体系于自已的新法统之内。他这项腹案，老实说，与上述孙、黄一派，要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的动机，并无不同。二者都是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已。只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赛跑途中，第一面金牌却被孙中山抢去了，他只得了个银牌，心有不甘，所以这也是个面子问题

然袁世凯之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颇有足多。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咨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其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论实力、论经验，当时纵是同盟会高干（包括汪兆铭和黄兴），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莫属也。狡猾的袁世凯，当然更知道他自已的分量。所以他就要养寇、逼宫以取高位了。详叙之，无此必要，亦为篇幅所不许，谨条列袁氏政治行为的大事如下，以见其关键所在。

斯文曾由顾师颉刚函嘱送交《文史杂志》发表。嗣以离渝匆匆，遂辱所命。兹检行箧，复得旧稿，烽烟无定恐复失之，用付刊末，亦自珍其帚云尔。我国地方政治的郡县实二级制。自秦代实行以来，以至今日的地方政治制度仍不脱其范畴。至于郡县制之创立也，后人咸谓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或有推源到战国以前，谓即已见其端倪者，是皆史有可征，前贤论之审矣。然于郡县之何以形成则鲜有论及者。吾人敢断言郡县制度之成立也，断非由于一二先知先觉的政治理论家事先立说创制于前，然后始有郡县者。换言之，则郡县之起源势必由于人类社会生活逐渐演变之结果，今试就其演变之程序一申论之。5.1 农业社会初期的人与地窃以封建社会之形成与夫郡县制度之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