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切不予理睬，脸上挂着连它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装轻蔑的微笑，可耻地溜进自己的洞穴。那里，在它那个极端恶劣的、臭不可闻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受人侮辱、惨遭毒打和被人讥诮的耗子，便立刻陷入一种冷酷、恶毒，主要是无休止的怨愤之中。它会连续四十年一点一滴地回想起它受过的一切侮辱，直到最后一个让它感到奇耻大辱的细节，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像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它自己也将为自己的想像感到羞耻，但它还是把一切细加回味，逐一琢磨，还凭空捏造，把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硬加到自己头上，借口是“莫须有”，因此它什么也不宽恕。也许，它也会动手报复，但常常是鸡零狗碎，小打小闹，躲在炉子后面，[...]

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仅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结果是，比如说，由于强烈的意识：不错，我是个卑鄙小人，既然他自己也感到他当真是个卑鄙小人，好像对这个卑鄙小人倒成了一种慰藉似的。

像你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是个非常快活的人；不过，假如你们被我的这套胡扯激起了兴趣（而我已经感到你们被激起了兴趣），想问我：我究竟是何许人？——那我可以回答你们：我是一名八品文官。我之所以在官署供职，纯粹是为了混饭吃（但也仅仅为此），当去年我的一房远亲立下遗嘱给了我六千卢布之后，我就立刻申请退职，蛰居在自己的角落，做起了寓公。以前我就住在这角落，现在则定居在这角落。我的房间很坏，很糟糕，在城边。我的女仆是个农村来的老娘儿们，又老又凶又蠢，而且她身上还常常发出一股臭味。有人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对我的身体有害，以我这点微薄的资产住在彼得堡就显得太昂贵了。这一切我都知道，比所有那些富有经验而又聪明绝顶的谋[...]

我在家里多半是读书。我想用外来的感觉压制住我内心不断翻腾着的冲动。

这是因为我自己都不尊重我自己。难道一个洞察一切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地尊重他自己吗？

如果宽宏大量，大概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既不能宽恕（因为侮辱我的人也许会根据自然规律揍我一顿，而对自然规律是不能宽恕的），也不能忘却（因为尽管忘却也是自然规律，但毕竟很气人）

是绝望的乐趣，但是在绝望中也常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快感，尤其是当你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

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是的，您哪，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应该而且在道义上必须成为一个多半是无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多半是智力有限的人。

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心中有许许多多与此截然相反的因素。我感到这些相反的因素在我心中不断蠢动。我知道，这些相反的因素一辈子都在我心中蠢动，想要显露出来，但是我不让，不让它们出来，偏不让它们显露出来。它们折磨我，使我感到羞愧；把我弄得跟抽风似的——终于把我弄得烦透了，烦死了！

首先必须立即归还昨天欠西蒙诺夫的钱。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向安东·安东诺维奇借他整整十五卢布。赶巧，那天早晨他心情极好，我一提出来，他就立刻借给了我。我一高兴，写借条时就摆出一副很帅气的样子，大大咧咧地告诉他，说我昨天跟朋友们一起在Hotel de Paris撮了一顿；为一个朋友，甚至可以说总角之交送行，您知道吗——他是一个大酒鬼，从小娇生惯养——嗯，当然，好人家出身，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前途无量，很风趣，很可爱，偷香窃玉，跟一些太太们胡搞，您明白吗：我们多喝了两瓶，“足有半打”，还有……“要知道，这没什么”；这一切都说得很轻松，很随便，而且洋洋得意。

手段最巧妙的屠杀者，往往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

如果让这人受到教育，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这人就会立刻停止作恶，立刻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高尚的人，因为他受到了教育，已经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正是在做好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很清楚，没有一个人会明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却反其道而行之的，因此，可以说，他是因为必须这样做才去做好事的？

噢，如果我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因为懒惰就好啦。主啊，那我会多么尊敬我自己啊。我之所以尊敬，正是因为至少我还能够在自己身上拥有懒惰；我身上至少还有一个特点似乎是确定的，是我自己对它有把握的。

这时候，当然不是一声不吭地生闷气，而是呻吟，哼哼；但是这呻吟不是公然的呻吟，而是一种心怀歹毒的呻吟，而这歹毒才是全部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