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回忆过去，我惊异地发现自己也是如此，但让我震惊的是，一个人会承认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我热爱我的城市，但我再也不会捍卫它。我确信，我对那不勒斯的不安和沮丧迟早会消失，但对它的爱就像一个镜子，可以让我看到整个西方。那不斯勒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

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只能让人觉得滑稽。

每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重生的口号会点燃人们的希望，一切都会支离破碎，成为残渣，落在之前的残渣之上。

但我早已经知道，现实中，一切都要平庸一些。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制造声音，就像古代的战士在作战前制造的声音，但这和真实的力量以及没有尺度的暴力并不相连，这只是一种表演。

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写东西，而是为了回击那些伤害别人的人，用语言来回击拳打脚踢，还有死亡的威胁。

这篇文章用一种非常有力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放置在一个矛盾的背景中，也就是“阻碍这个国家现代化的中世纪残余，和南方政治文化更新无法阻拦的脚步”之间的矛盾。那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非常有力，尤其在最后，他捍卫了文学价值，把文学和“让人悲哀的地方纠纷”分开。

要有思想，并不一定要成为圣人。无论如何，真正的知识分子非常少。大部分的文化人，一辈子都在慵懒地评论着别人的思想，他们大部分的精力都用于和对手勾心斗角了。”

“你们没办法区分向前一步、退后一步，或者停步不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向前一步指的是什么？”这个朋友问。

“就是国家总理不再是通常的天民党的人。”

“那停步不前指的是什么？”

“冶金工人的一场游行。”

“后退一步是什么？”

“就是要搞清楚，社会党和共产党哪个干净。”

“你现在越来越犬儒了。”

“但你一直都很混！”

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细小的个人经历，变成一种普遍的反思。

那么多年里纷纷扰扰，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经历了各种心境，要抓住主线是很难的：我要么回顾一下自己的故事，把那些和莉拉相关的、错综复杂的事情筛选出来；或者退而求其次，讲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样写起来容易一些。但我必须尽量避免这两种情况：首先，我们俩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只有通过我才能抵达她，如果我把自己放在一边，最后的结果是，莉拉的痕迹会很少；其次，我也应该避免过多讲述那些我热衷谈论、但她觉得无关紧要的事情。她也许会对我说：“说吧！说说你现在的生活，谁在乎我啊！说实话，你也不是很在乎吧！”她最后会总结说：“我是一笔糊涂账，错了又改，改了又错，根本不值得写下来。算了，放过我吧，莱农！我的事情都不值得用[...]

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是庸俗的。莉拉的才智是免费的，这就是她让尼诺入迷的原因。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因为她天生就那么桀骜不驯，不会为任何事儿弯腰。我们所有人都作出让步了，经过考验、失败和成功，这种让步重新塑造了我们。只有莉拉，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改变她。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任何人一样变得顽固、难相处，但她的那些品质一直都原封未动，甚至更加坚固。我们恨她的同时，也害怕她，会对她充满敬意。

是用过于考究的语言写成的，因为我没办法模仿现实的凌乱、扭曲、不合逻辑和反美学。

她嘟囔着说，她永远要保持警惕，一不留神，那些东西的边缘会发生剧烈、痛苦的变形，会让她非常恐惧。那些本质的东西会占上风，会掩盖那让她平静的稳定实体，她会陷入一个黏糊糊的凌乱的世界，没办法清晰感知。这种触觉会卷入视觉，视觉会卷入味觉。“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莱农，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不能说任何事情是稳定的。”因此，假如她一不小心，假如她不关注那个界限，洪水将会冲破它所有内部的东西都会崩裂出来，就像经血一样脱落，血肉模糊，还有发黄的筋。

她说，人和东西的界限是很脆弱的，会像棉线一样容易断裂。她小声说，对于她来说，一直都是这样，一样东西的界限消失之后，会落到另一件东西上，就像是不同材料都融化了，搅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了。她大声说，她一直很难说服自己，生命的界限是很坚固的，因为她从小都知道，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因此她没办法相信，这些东西和人是坚固的，可以抵抗撞击和推搡。这时她又变成另一个极端，她开始说一些过于激动、深奥的话，夹杂着方言词汇，还有之前读的一些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