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夜晚，奥娜约三十五岁，比我大一倍。她把绛紫、深红和蔚蓝，还有许许多多珍珠撒满整条河，而小猪尚不知晓如何、怎样对待它们，只是一味抓取、吞咽，不加咀嚼，几乎噎得透不过气。几个月后，她不在基布兹工作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多年过去后，我听说她离了婚，又再婚，有一阵子在某家妇女杂志上撰写固定专栏。不久以前，在美国，我做完讲座，正要去参加一个招待会，奥娜突然穿过正在提问与辩论的拥挤人群，赫然出现在我眼前，流盼的眸子，神采奕奕，只是比我十几岁时见到的她老一点，身穿一件系扣浅色连衣裙，她的眼睛晶莹闪亮，露出会意、诱人、怜悯的微笑，那个夜晚的微笑，我仿佛被魔咒魅住，一句话没说完，便穿过人群，把挡道的人统统[...]

阿里克受到伤害，拔腿要走，但是两个单身汉，一如既往，一边坚持要陪他回家，一边不住地争论，而他一如既往，邀请他们进门，干吗不，祖施卡会非常高兴，我们喝点茶，但是他们彬彬有礼地拒绝。他们总是拒绝。他年复一年从读报室邀请他们二人到他家里喝茶，进来，进来待一会儿，我们喝杯茶，干吗不，祖施卡会非常高兴，但是年复一年他们总是彬彬有礼地拒绝邀请。直至有一次——

而电工摩伊谢·卡尔卡是一个身材单薄、面部扭曲、表情嘲讽的人，他争论时，皱紧眉头，几乎是色迷迷地冲你眨着眼睛，他以一副顽皮、自鸣得意的架势冲你微笑，再次带着靡菲斯特的欢快朝你眨眨眼睛，仿佛他最终发现多年一直寻找的东西，某些不得自拔的困境，你瞒得过世人，却瞒不过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可以穿透你的伪装，以发现你内在的困境为乐。大家都把你当作一个通情达理、令人尊敬的人，一个如此积极进取的人，但是我们二人都知道令人讨厌的真相，纵然多数情况下你设法将其藏在七十七层面纱之下。我可以看穿一切，我的朋友，包括你卑鄙的性情，一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只是以此为乐。

这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对我的撞击恍如一场反方向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表明，我们的世界不是宇宙中心，而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罢了，相形之下，舍伍德·安德森让我睁开双眼，描写周围发生的事。因他之故，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于是我在无人光顾的自习室，给自己选择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每天晚上，我在这里打开自己的棕色练习本，上面印着“通用”和“四十页”的字样。我在旁边放了一支格鲁布斯圆珠笔，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上面印着工会销售商店的名字，一只装满自来水的米色杯子。

这就是宇宙中心。

没有神秘的女子站在桥头，也没有竖起衣领的男子出现在烟雾缭绕的酒吧。

我知道我来自那里，来自令人沮丧的诸多忧愁与虚伪、渴望、荒诞、自卑情结与乡野虚夸、多愁善感的教育和落伍过时的理想、备受压抑的创伤、无可奈何与绝望茫然，对国内种种苦涩的变化绝望茫然，一些微不足道的骗子伪装成危险的恐怖主义者和英勇的自由卫士，不幸的书籍装订者发明了带有普遍救赎色彩的配方，牙医们悄悄地告诉邻居他们同斯大林保持着旷日持久的私人通信，钢琴老师、幼儿园老师和家庭主妇向往充满激情的艺术生活的渴望遭到遏制，夜晚泪流满面辗转反侧，欲罢不能的作家们没完没了给《达瓦尔》的编辑们写信，发泄不满，老面包师在睡梦中看见了迈蒙尼德和善名之师，紧张不安、自以为是的工会官员以职业政党工作人员的眼光盯着当地居民，电[...]

如果我想像这些作家那样写作，我首先得去伦敦或米兰。但是怎么去呢？基布兹的普通农民不会突然去往伦敦或米兰汲取创作灵感。如果我想拥有去巴黎或罗马的机会，我首先得成为名人，我得像那些作家中的一位成功地写本书。但是为了写这本成功的书，我首先得住到伦敦或纽约。恶性循环。

他们住在特拉维夫，多多少少与真正的世界相联，在那座城市里，有咖啡馆，青年艺术家在那里喝酒，在那座城市里，有卡巴莱歌舞表演，种种丑闻，剧院，以及充满禁锢之爱与无助激情的波西米亚生活。不像耶路撒冷和胡尔达。

谁在胡尔达见过白兰地？谁在这里曾听说过大胆的女人与崇高的爱情？

与胡尔达这里有几分相像。我连“独立战争”都没赶上，我出生太晚，只赶上可怜的点点滴滴，装沙袋，捡空瓶子，从当地内务防御哨所跑到斯洛尼姆斯基房顶上的瞭望哨，传递情报，而后归来。

我几乎在绝望中放弃。要像雷马克或海明威那样写作，你确实得离开这里，投身于真正的大世界，去往男人犹如拳头般强劲有力、女人宛若夜晚般柔情似水的所在，在那里桥梁横跨宽阔的河流，夜晚酒吧灯光摇曳，真正的生活真正开始。人若是缺乏那个世界的体验，得不到半点写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临时许可。一个真正作家的生活所在不是这里，而是那里，在那广阔的大世界。直到我出去，住到那样一个真正的世界，才有机会找到东西写。

或者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我在那些年看了三四遍，里面云集着荡妇和形体强悍的男人，这些男人在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诗意般的情怀，我梦想有朝一日会像他们一样，声音沙哑，具有阳刚之气，体魄犹如斗牛士，脸上充满了蔑视与哀愁，也许有点像照片上的海明威。倘若有朝一日，我未能设法像他们那样，至少我也会写这样的男人：英勇无畏的男人，懂得如何嘲笑，如何憎恨，倘若需要懂得如何出拳痛打恶霸，他们确切地了解在酒吧里点什么，向女人、对手或者并肩战斗的同事说些什么，如何用枪，如何在做爱中达到极致。还有高贵的女人，易受伤害，然而难以诱惑，令人费解，充满神秘感的女人，慷慨地滥施“恩宠”，然而这种“恩宠”只施与那些精心挑选出[...]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撰写的和平主义小说《凯旋门》背景置于20世纪30年代，小说开篇描写一个孤独的女子在深夜时分倚靠在桥梁矮墙上，就要投河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陌生人停下来和她说话，抓住她的胳膊，挽救了她的生命，并和她度过销魂之夜。那是我的幻想，我也会那样与爱不期而遇。她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独自站立在断桥上，我会在最后一刻出现，营救她，斩杀巨龙——不是我在年幼之际成打斩杀的那种有血有肉的巨龙，而是内在的绝望。

我要为我深爱的女人斩杀这条内在的巨龙，从她那里得到回报，于是幻想进一步发展，如此甜美，令人生畏，令我无法深思熟虑。那时，我并没有想到，桥上那个绝望的女子，一而再再而三[...]

他让我想借多少书就借多少书，远远违背了他自己制定的图书馆规则。他在基布兹打字机上用醒目的字母打出规则，钉在他封地里几个显眼的地方，封地里那隐隐约约的尘土味儿、陈年胶水和海草味儿，吸引着我，犹如果酱吸引黄蜂。

我确实试图一劳永逸抛弃学术世界，与自己的出身背景抗衡，我出了油锅，又跳入了烈火，“好像人躲开狮子又遇见熊”。应该承认，这里的辩论者要比坐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桌旁的辩论者黝黑得多，他们头戴布帽，身着工作服和笨重的皮靴，他们讲的不是带有俄文腔的夸夸其谈的希伯来语，而是幽默诙谐的希伯来语，带有加利西亚或比萨拉比亚意第绪语那声情并茂的味道。

这只母狗，听到先知这一连串的愤怒，像泄了气的气球缩了回去，绝望地四处探寻地方隐藏自己的耻辱，最后钻到了床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