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雪岩挑战洋行生丝定价权的失败和日本丝茶商人大幅提高定价能力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官员如松方正义，千方百计地帮助出口商夺回定价权，而大清官僚似李鸿章，则处心积虑和落井下石地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大清则盛产像洞庭席家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汇丰控制中国的殖民利器。

明治寡头们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里，但实权却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三井的远程汇兑业务与山西票号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虽然金融汇兑网络规模比山西票号小很多，但却早出了100多年。在西方列强进入亚洲之前，日本人的金融意识可能比中国人更先进。

日本成功地守住了金融高边疆，击退了外国金融势力的染指，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关键前提。

日本最终发现了银行信用的秘密，在金银货币有限的情况下，以金融的高倍杠杆，充分调动起全国的资源，撬开了近代工业化的大门，而工业和贸易创造的惊人财富，驱动着日本经济的车轮驶入了世界强权的快车道。

日本金融的历史，远比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更久远、更先进。三井家族的金融从业经历，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比山西票号早了100多年

从更深层次看，但凡统治殖民地，必须要彻底消灭当地的文字，因为文字携带着文明的基因，维持着复杂的民族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征服一个国家却消灭不了它的文字，则统治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

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亚洲的印度和东南亚稍后被征服，在这些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西方的统治势力可以直接实施垂直统治，而无需借助本地中间人代行控制，所以无需买办阶层费事。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层来代行控制，这个阶层就是官僚与买办阶层。

是平等的商业交往，还是控制与操纵？正确判断外国金融资本的意图和行为，是一切历史功过与是非评判的核心。

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国家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

——美国货币史学家 德玛尔

汇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启了一个金融殖民地时代。

正是鸦片摧毁了大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基石——白银货币本位，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大幅逆差，财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国际银行家则手持鸦片套购出来的巨额白银，建立起“中国的英格兰银行”，一举夺取了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制高点：中央银行。

金一南将军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叫战略威慑？一是你要有实力，二是你要有决心使用这种实力，三是你要让对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实力！”

主权国家边疆的概念，不仅仅包括陆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构成的三维物理空间，未来还需要包括新的一维：金融。

“高边疆”理论是美国陆军中将格雷厄姆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国家安全新思维，他继马汉的“海权论”和杜黑的“空权论”之后，提出太空也是主权国家必须捍卫的“高边疆”，并形成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