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举行传位大典的这一刻，在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皇帝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富于恒心和毅力。他生活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待人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他富于同情心，十分重感情。他时时处处克己忍让，生活俭朴，从不追求自己的个人享受。最为难得的是，这个皇子修养极佳，为人谦逊，很少发火，待人从无疾言厉色。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永琰的成绩非常突出。永琰对儒家天理人心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因[...]

巴罗算了一下账，说他们这次出使，英国本身所花费的，不过8万磅。“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1/4。”（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上，皇帝也特意提及这一点：“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1823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创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这使他成为英国汉学史上一位知名的汉学家。（《英国汉学史》）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

中国军队的分列式表演没有使英国人感到敬畏，他们发现，世界已经进入火器时代，而中国军队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而其战阵战法和精神面貌，则停留于中世纪。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么看待中国历史的》

妖魔化中国的大门从此打开。而这种妖魔化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种族征服性意识形态。

周宁《野蛮与文明：中华帝国的“东方性”黑暗中心》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回国之后，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发表的各种报告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