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只有一种罪行，那就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剥夺了某人得知真相的权利。

我们走进屋里。里面有个年轻的哈扎拉女人，肤色较淡，在屋角缝披肩。她显然怀孕了。“这是我的妻子，拉辛汗。”哈桑骄傲地说，“她是亲爱的法莎娜。”她是个羞涩的妇人，很有礼貌，说话声音很轻，只比耳语大声一点，她淡褐色的美丽眼睛从来不和我的眼光接触。但她那样看着哈桑，好像他坐在皇宫内的宝座上。

“为什么？”我说，“他们干吗要毁掉一个恤孤院呢？”我记得恤孤院落成那天，我坐在爸爸后面，风吹落他那顶羔羊皮帽，大家都笑起来，当他讲完话，人们纷纷起立鼓掌。而如今它也变成一堆瓦砾了。那些爸爸所花的钱，那些画蓝图时挥汗如雨的夜晚，那些在工地悉心监工、确保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梁子、每一块石头都没摆错的心血……

“当塔利班打得联军节节败退、撤离喀布尔时，我真的在那条路上跳起舞来。”拉辛汗说，“还有，相信我，雀跃起舞的不止我一个。人们在夏曼大道、在德马赞路庆祝，在街道上朝塔利班欢呼，爬上他们的坦克，跟他们一起摆姿势拍照片。人们厌倦了连年征战，厌倦了火箭、炮火、爆炸，厌倦了古勒卜丁⑤和他的党羽朝一切会动的东西开枪。联军对喀布尔的破坏比俄国佬还厉害。他们毁掉你爸爸的恤孤院，你知道吗？”

例如，“房间里的大象”①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过了。

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不久，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那个饶舌的司机称之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铺、售卖地毯的小贩、烤肉摊，还有双手脏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厕身其中的是众多救助机构。“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们做生意，不过多数很穷。”他“啧”了一声，叹了口气，“反正，我们就快到了。”

这座城市喧闹非凡，小贩的叫卖声、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马车的叮叮当当声，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边回荡。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香的臭的，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柴油机的烟味，还有腐烂物、垃圾、粪便的臭味，纷纷飘进车窗，扑鼻而来。

拉辛汗打电话来那晚，我躺在黑暗中，眼望月光刺穿黑暗、在墙壁上投射出来的银光。也许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梦见哈桑在雪地奔跑，绿色长袍的后摆拖在他身后，黑色的橡胶靴子踩得积雪吱吱响。他举臂挥舞：为你，千千万万遍！

他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阿米尔。”爸爸说，“要是有人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一条性命也好，一块馕饼也好，我都会唾弃他。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他，真主也救不了。你明白吗？”

“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爸爸说，“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你懂吗？”

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烦恼。等到那时，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得不耐烦了。“好啦！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将军永远不失普什图人风范，从来不过问——提起这些问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我没跟你说，”索拉雅说，眼里泛着泪花，“那天夜里，我爸爸掏出一把枪。他告诉……那人……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枪打死他，然后自杀。我尖叫着，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来，泪水沾满嘴唇。“我真的对他那么说，说我希望他去死。”

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来复枪杀人越货，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

听到这些，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来自爸爸，才知道他在人们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终我一生，我是“爸爸的儿子”。如今他走了。爸爸再也不会替我引路了，我得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