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作为农业民族，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公民意识。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既不能诱之以利，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那就只能绳之以法。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对付反对派是如此，对付李严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如此。

显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汉中后，马谡、张休、李盛被杀，赵云被贬，黄袭被夺去兵权，诸葛亮自己则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前一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无疑，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观众是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很清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满足，除非荆州集团让出执政地位。

这当然不可能。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从此，政事无巨细，全由诸葛亮拍板。

那么，他的决策是什么？

以攻为守，以法治国。

四面受敌的诸葛亮头脑异常清醒。他很清楚，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而减压的有效措施莫过于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因此，他不但没有兴兵为刘备报夷陵之战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

但，无论取而代之，还是有权废立，都非同小可。因此这话首先是说给李严听的。刘备的组织路线很清楚：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东州集团则是团结对象。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们可以积极靠拢，绝不能公然挑衅。

后来诸葛亮废李严，也因为有此政治底气。

传达给诸葛亮的信息同样明确：蜀汉政权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后，就是你的，不管名义上是谁的。既然如此，先生总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它弄丢了吧？

诸葛亮当然完全明白这意思。他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表示：为臣一定鞠躬尽瘁辅佐皇上，忠贞不二报效国家，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什么叫政治？这就是。

现在，刘备可以放心去死，因为诸葛亮[...]

刘备也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兵败猇亭的四个月后，犍为太守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六个月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指定李严为副。李严原本是刘表的人，曹操南下时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时又投降了刘备。可以说，李严属于东州集团，却又与荆州集团最为亲近，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是与诸葛亮的谈话了。

刘备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国成就大业。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觉得刘禅还行，请先生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没错，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才放弃曹操、刘表和孙权，跟了当时一无所有甚至性命难保的刘备。

刘备忘了的，诸葛亮没忘。然而尴尬的是，这种微妙的变化谁都不能说穿。刘备要装着没忘的样子，诸葛亮也不能提醒。于是只好心照不宣：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份内的事，刘备则依靠庞统和法正攫取更多的利益。

事实上，容貌奇伟目露精光的孙权十分沉得住气。前面说过，他其实是赞成鲁肃的设计，也是准备要当皇帝的。但是他不着急。因为他相信的政治哲学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此他总是后发制人，也总是笑在最后。

相反，刘备却很浮躁。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