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男人保护法》要求，“雇用时男人优先。尤其是正式职位，要压倒性地优先雇用男人。”〔三浦，2009：221〕其实，即使没有这种法律，现实社会早就是这样的了。他说，他必须故意提出这种要求，因为“男人现在是弱者”，“一部分弱者男人需要作为‘社会弱者’加以保护。”〔三浦，2009：221〕

赤木出示的不等式为：强者男人（工作 ）>强者女人（工作 、家务-）>弱者女人（工作-、家务 ）>弱者男人（工作-）。在这个奇妙的不等式中，“弱者男人”居于最下位，可是，“最弱者女人”，即非婚无业的女人、在不利条件下工作并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被有意识地从这个序列中排除掉了。同时，收入与男人匹敌的“强者女人”，不但是绝对少数，婚后还要在压力沉重的工作之外承担家务（工作 、家务 ），这一点也被他忘记了，而且，他还没有意识到，如果“弱者女人”和“弱者男人”都有“（工作-）”这个共通项，那么，没有家务负担的“弱者男人”，或许还处于优势。赤木的论述漏洞百出，可见他对女性的现状既无理解也不关心。

赤木还说，职业女人有义务供养自己这种“性弱者”〔赤木，2007〕。那么，我想问问他：既然想被养起来，那女人迄今为止在家庭中承受的一切，包括家务劳动、抚育儿女、护理老人、性的奉献、家庭内暴力，都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吗？

“随处可见对女性主义充满戒备的奚落和露骨的厌恶同性恋的言辞。”〔加藤，2006：100〕

奥本大三郎〔1981：162〕对吉行淳之介的评语是，“毋庸置疑属于厌女思想谱系中的作家”，他还加一句，“可是，有厌女思想的人却又不能不在意女人，这便成为他们的软肋”。奥本嘲笑吉行的女性读者增多的现象，“那情形仿佛小鸟停在猎枪上”。

misogyny，译为“厌女症”。可很多有厌女症的男人其实喜欢女人。明明“厌女”，却又“喜欢女人”，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么，misogyny还有个更好懂的译法，“女性蔑视”，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那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如果男人身体中不具备这个机制，性产业就不会成立。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厌女症（misogyny）”“同性恋憎恶（homophobia）”互为一体，三要素共同构成性别秩序。

众所周知，homosexual（男性同性恋），指男人之间的性关系；与此相对，塞吉维克新造的homosocial（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一词，则指“男人之间不带性的关系”，即男人之间相互认同的欲望，故称“社会性（social）”。

社会性弱者（social minority），无论哪一类，都承受着同样的“范畴的暴力”，因为制造和划分范畴的，是社会的支配性集团（social majority/dominant group）

人在成为女人的时候，要先将“女人”这个范畴所背负的历史性的厌女症姑且接受下来。如果满足于这个范畴所指定的位置，那么，“女人”就诞生了。可是，女性主义者，就是对那个指定位置感到不满、对厌女症不能适应的人。所以，不存在不是从厌女症出发的女性主义者。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与厌女症的纠葛和抗争。没有厌女症的女人（假如那种女人真的存在的话），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有时会听到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这种说法其实应该翻译成“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

同样，女人（以及“朝鲜人”）也是对那个范畴“迟来登场”的人。因此，在“接受”那个范畴的时候，也必须同时接受那个范畴所承载的历史负荷。

“规格外”的女人们，一面与自我厌恶做斗争，一面争取和其他女人的团结。这，就是女性主义。因为她们深知自我厌恶的普遍性。

女人是“朝向身体的异化”，男人是“远离身体的异化”。

正如拉康所言，欲望乃他者之欲，指人们将自己渴望与之同化的对象所欲之物视为自己的欲望对象。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如下〔Foucault，1976；上野，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