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①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强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周公从东方战区回来了。

他很疲惫。胜利了的周公忧心忡忡，满脸倦容，一肚子心思。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挑战。

局势确实严重。

周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叛乱的武庚、三叔和东夷何等地嚣张，反对的力量又何等地强大。那些周族内部的反对派，居然罔顾占卜的神示，公开跳出来大唱反调，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则在京城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这可真是内外交困。

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自己一边，成王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忧是出发点，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乐观），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我们跟西方相反。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又回到自己。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事实上从西周到汉唐，宗法礼教之外也尚有性爱自由，以至于被卫道士们骂作“脏唐烂汉”。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宋儒造的孽。其结果，是殷的豪放灵性没了，周的天真烂漫没了，春秋的高贵风雅没了，战国的血气方刚没了，汉的开拓和唐的开放也没了。士人堕落为文人，而且“集体阳痿”，只知道在皇帝面前磕头如捣蒜，然后回家打老婆。

比如“冠礼”。冠礼又叫“婚冠礼”，其实就是贵族子女的“成年礼”。按照西周制度，孩子出生百日，要由父亲“命名”，表示他正式获得生命，成为家庭成员。如果是男孩，六岁开始在家学习，是“家学”。十岁进寄宿学校，是“小学”。十五岁入“辟雍”，这就是“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就要举行婚冠礼，正式成人。婚冠礼是无论男女都要举行的，只不过女十五，男二十。这时要做两件事。第一是把头发盘在头顶，叫“束发”。然后女插簪子，叫“笄”（读如基）；男戴帽子，叫“冠”。第二是请嘉宾为他们起一个“字”。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前者用来称呼晚辈、学生、子女和自己，后者用来称呼同辈和同辈以上的他人。有了字，就可以进行社交，当然意味着[...]

有礼必有德，有德必有礼。相反，失礼则缺德，非礼则无德。德是目的，礼是手段；德是内心修养，礼是行为规范。因此，也表现为权利和义务

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也只有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才是所谓的“中华礼乐文明”。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