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格滑落（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积压大批库存不发），证明了需求量无法赶上生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景气，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国之间资金的大量流动，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国。单德国一国，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资金输出的半数；借款额之巨，高达20万亿到30万亿马克，而其中半数属于短期贷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国经济因此变得更为脆弱，1929年美国资金开始撤退，德国果然经不住打击。

，在当地中产及中下阶层身上留下的创伤自然可想而知，中欧地区因此造就了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至于如何使民众习惯长期的病态通货膨胀，则是二战之后才发明出来的玩意儿。[对付之策，就是把工资及其他收入紧随物价，依其指数而做相对的调整——“指数化”（indexation）一词，在1960年开始使用。]

一直到日本，各国都竭尽全力缩紧通货。力图把本国经济拉回稳妥的老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及金本位制保证的稳定货币政策上去。但这一政策难以应付战争的超强需求。1922-1926年间，它们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战败的德意志，东有混乱的俄罗斯，终于遏止不住货币系统的大解体；其崩流之势，只有1989年后部分前共产党国家的遭遇可以相比。当时最极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国，其货币单位一下骤降为1913年币值的一万亿分之一。换句话说，德币的价值已经完全等于零。

对劳工及工会势力暴涨的趋势大摇其头；增加工资、缩减工时，势必提高生产成本。然而，战后的适应调整，远比当初预料的难。1920年，物价及景气一起崩溃，劳动力因而大为削弱——以后的12年里，英国失业率从此高居不下，未曾低于10％；工会也失去了半数成员。因此，顾主的操纵力再度坚定回升，但是经济恢复繁荣，仍然扑朔迷离。

货币空前贬值下，私人储蓄一扫而空，企业资本来源成了真空状态，德国的经济，只得长年依赖对外大量借款。这使得它变得更为脆弱，世界经济萧条一发生，德国受创甚重。而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发生把私人货币储蓄一扫而光的严重情况。最后，在1922－1923年间，各国政府决定停止无限制地印发纸币，并且彻底改换币制，总算遏住了通货继续膨胀的势头。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储蓄为生的德国民众，等于全体覆没。

在过去，不管是波动还是循环，也不论其周期是长或短，实业界及经济界的人士，都将之当作一定的现象，正如同农家习惯于季节的变化，接受天气的好坏一般。景气来或去，任谁也没有办法：好时节就是机会来临，坏年头问题重重。个人或企业，可以大获巨利，也可以不幸破产。只有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社会学家，跟马克思持同一想法，认为一次又一次的循环，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衍生的过程，最终将证明其内部不可克服的冲突性。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历次的波动循环，已经把资本主义带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但是，除了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为世界经济只会更好，就像上个世纪一般，不断地成长进步下去，其间偶或出现一些循环性的短期突变。可是现在，[...]

这些“基层群众”政治组织握有相当的实权，至少拥有否决大权——可是对于这个权力有何妙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个权力，或是应该怎么发挥，却一窍不通。各个不同的革命党派组织也纷纷出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有两派：布尔什维克（Bolshevik，俄文即“大”之意，意译为“多数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译者注）。孟什维克（Menshevik，俄文即“小”之意，意译为“少数派”，主张与资产阶级联手，进行自由化改革——译者注），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主张土地国有，以暗杀为革命手段——译者注），以及其他无数的左派小团体，一一抖落原先非法的身份，从[...]

这一场街头混乱，无人策划领导，纯属偶发事件，短短4天，却结束了一个老大帝国。更精彩的在后头：革命之于俄国，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众竟然立刻宣称，沙皇的倾覆等于全世界自由平等和直接民主的到来。而列宁最大的作为，就是扭转了这个无法控制的局面，将群情澎湃的无政府状态一转而为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利用。

另有普提洛夫（Putilov）铁厂的工人，向以立场强硬出名，因与资方发生纠纷，被厂方勒令停工。于是他们与女工联合，发起一场总罢工，示威游行的队伍，越过冰冻的河面，一直向首都中心进发。可怜他们所求无多，也不过就是面包罢了。沙皇的部队起初踌躇不愿动手，最后不但拒绝了镇压群众的命令，还与民众保持着友好的气氛，甚至连一向对沙皇忠心耿耿的哥萨克卫戍部队，也不肯向民众开火。沙皇政权的脆弱，此时完全暴露无遗。

成沙皇政权垮台的导火事件，系由一群女工的示威引起（示威之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三八妇女节）

本来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国民曾激起过一阵爱国热潮，然而随着战争扩大，高潮慢慢退去。到了1916年，战争的疲乏感已经转变成一种阴郁静默的敌意，进而更演变成一种无休止无意义的杀戮。可是交战双方，谁也不愿意先住手。当初1914年战事初起，反战人士只有一股无能为力的感觉。然而战事磋跎，师疲无功，到了1916年，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看法已经足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了。从下列事件，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反战情绪弥漫的过程。1916年10月28日，奥地利社会党领袖暨创始人之子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竟然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蓄意谋杀了奥国首相史德格伯爵

另一条道路，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则是当初造成革命的社会力量再度涌动起来，越过资产阶级自由派，走向另一个更激进的阶段[借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1905年，这个名词曾为年轻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用而再度流行]。其实早在1905年，列宁便一改前衷，认为自由主义这匹马，在俄国革命大赛场上永远不能出头。列宁这项评估，可谓相当实际。但是，当时的他也很清楚，俄国其实也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这也是所有俄国及外国共产党人共同的认识，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来说，他们的革命，一定得向外扩散方能有成。

退而求其次，所谓自由派“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在俄国也同样时候未到。就算那些理想不过为资产阶级革命之人，也得想办法找出一条路来，不能单靠人数很少的俄国自由派中产阶级。因为俄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人数少，更缺乏道德意识及群众支持；何况俄国也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可与他们相容。1917-1918年自由选举选出的立宪会议当中（后旋遭解散），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派——立宪民主党（Kadet），所占席位不到2．5％。

因为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在世人心目中一向就是贫穷、无知、落后的代名词，根本不具备转型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至于马克思（Karl Marx）认定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重点分布于俄国各地，却仍是极少数。其实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这种看法。沙皇政权及地主制度的垮台，最多只能促成一种“资产阶级革命”。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在新政局之下继续进行（不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最后结局自然只有一种）。而俄罗斯当然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版图之广，东接日本，西抵德国；国势之强，名列屈指可数的控制世界的“列强”之一。像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发生革命，对国际局势必然产生震撼性的影[...]

普鲁士国王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军事上遭到惨败，国土又丢了大半，却还在那里当王。可是我拿破仑，贵为法国革命的骄子，却没有这种好命，只要吃上一次败仗，地位就大为不保。可是到了20世纪，情况完全改观。总体战争对国家人民需求之高，史无前例，势必将一国国力所能的负荷推至极限。更有甚者，战争代价的残酷，国家民族甚而濒于崩溃的临界点。纵观两次总体大战的结果，只有美国全身而退，甚至比战前更强。对其他所有国家来说，战争结束，同时便意味着大动乱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