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在制度。如果一个人有公共精神，他就会有危险。

我们对官员们的道德天赋期望太高了，不免有些冒险。如果韩非子活在今天，他会建议我们把这些官员们假定为无赖、骗子或窃贼，并对他们说：“我们不会规劝你去走仁义之道。你变成了仁人君子我们也不会为你立牌楼，然而如果你变成了无赖、骗子或窃贼，我们就送你进监狱。”这倒是结束我们政治腐败的更理智更迅速的办法。

我们讲“乐善好施是美德”，他们也随声附和：“不错，仁慈是件好事。”谁都没有受害。另一方面，我却从未听到我们的官员们讲法治政府，因为人民会回答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所以，如果我们能早一天停止谈论什么道德，早一天讨论如何实行严格的法治，我们就会早一天迫使这些官员正视这些问题，阻止他们装模作样地在外国租界内研读什么儒家的经典。

政治贤明的开始在于抛弃所有道德上的陈词滥调，避开所有道德改革的努力。笔者坚信，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停止谈论人民的道德改革，中国就有可能早一天出现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么些人坚持认为道德改革是解决政治腐败的方法，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们幼稚的思维方式的标志。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把政治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他们应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一直在重复着那些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有能够改善国家的道德状况，以产生一个稍为廉洁、稍为美好的政府。他们应该看到，如果道德教化还有一点点用处，那么中国今天就应该是一个圣人与天使的乐园了。

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

它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

让人民在10年中处在无政府状态，不让他们听到“政府”这个词，他们会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他们会繁荣昌盛，他们会开发沙漠，把它变为果园。他们会制作器皿并销往全国。他们将创办企业，开发地球上的宝藏。人们将不再种植鸦片，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去种，鸦片就自动绝迹了。他们将会省下足够的钱以防旱涝饥荒等不恻风云。取消那挂着“富国强民”招牌的税务局，国家将会更富，人民将会更强。

村民中出现不和时，年长者和族长，就被请来裁决是非曲直。裁决的依据，如前所述，并不仅仅是公理，而是“人性与公理”的结合。在没有律师的时候，总是很容易看出谁对谁错，特别是争论双方相互都很了解，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传统中，律师的缺乏使得正义成为可能。只要有正义、人心就会趋向平和。乡绅作为一个阶级比城市的绅士要纯洁，尽管从经济上讲，他们仍然具有寄生性质。

除非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丢掉自己的面子，否则中国下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过，老百姓本来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是，当官的什么时候才愿意丢掉自己的面子呢？在警察局里，面子被丢掉时，我们的交通才会安全；在法庭上，面子被丢掉时，我们才有公正的判决；在中央各部，面子被丢掉，面子政府被法治政府取代之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共和国。

将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方人的“荣誉”相混淆，无疑会铸成大错。中国以前的女子常为面子而死，那是因为她裸露的身体被男人看见，正如西方一些妇女曾因为自己主了个私生子而愿意去溺水自杀。然而在西方，一个男子被扇了耳光而不提出决斗是失掉了“荣誉”，而不是面子。另一方面，一位“道台”老爷的丑公子去逛歌妓院而被拒绝，因此受辱。于是他回府之后带着一班警察去逮捕那个歌女，并关闭妓院。他于是又争回了自己的“面子”，我们一般不说他在保卫自己的“荣誉”。

儒家是赞成这样做的。远在《礼记》中，就有这样的说法：“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人们当然可以质问，从动物的立场上看，人类是否有权毁掉狮子老虎赖以生存的山林，使野牛失去自己的大草原。狗可能也会同意人类有这种权利，然而狼却可能表示反对。人类仅仅是用自己更大的狡猾证明自己的权利。中国的学士们也是这样做的。只有他们才知道知识的宝藏，只有他们才知道历史和法律，只有他们才知道怎样就可以通过巧妙地玩弄法律信仰中一个辞藻将一个人置于死地，学问是如此复杂，尊敬有学问的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些人构成了中国所谓的“上流”阶层。

如果百姓要自由的话，官僚军阀们还能有自由吗？如果百姓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权利，官僚们不就失去了逮捕编辑，关闭报社，把别人的头砍掉以治自己头疼病的自由了吗？（我的家乡福建漳州的张毅将军就是这样做的。我公布了他的大名，因为他已死了。）每当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或者年轻人对父母提出异议时，我们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说天和地都倒个儿了，世界的未日到了。

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会无缘无故去惹恼一位老人，正如没有一个有教养的西方人会故意激怒一位女士。

这里强调的并非社会平等，而是严格的等级之别，或称有等级的平等。汉语中，“五伦”的“伦”字，意谓阶层内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