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痛苦的皱纹中，偶尔会悠然闪过一丝恣意顽皮的光。他身材瘦削、矮小，然而目光犀利冰冷，风度翩翩。他很有口才，擅长揶揄讽刺。他能够流露出一股脉脉温情，可以感化任何人，使之俯首帖耳，但是他也会动雷霆之怒，令周围的人产生世界末日时的恐惧。

我十分小心，不待在空房间，不躺在空床上，因为肮脏之念，还有大量天方夜谭式的幻想在那里等待着我。）

后来我把条子撕得粉碎。最初四五天，我确实设法不做脏事，不唠唠叨叨。当他们问我一条毯子是否足够，或者是否愿意坐到教室靠窗的角落里时，我动动脑袋作答。当问我，是否对政治感兴趣，是否考虑参加读报小组，我回答“呃哼”。如果问起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我的回答不超过十个字，我故意迟疑几秒钟，仿佛在做深入的思考，让他们知道我属于那种矜持寡言、讳莫如深的人，具备内涵。我甚至能洗冷水澡了，尽管在男孩子浴室里迫使自己脱得精光，是一种英雄主义壮举。甚至在最初几个星期，我好像可以设法不写东西。

但不能不读东西。

我必须永永远远不再做白日梦；我必须更换姓氏；我必须每天洗两三次冷水澡；我必须绝对强迫自己别在夜里做那种脏事；我必须不再写诗；我必须不再喋喋不休；我必须不再讲故事——我必须以一个沉默的人出现在新地方。

我看见，他在书桌的日程安排上写着：“文具：1.书写纸。2.螺旋式装订笔记本。3.信封。4.回形针。5.询问纸板文件夹。”所有这些物品，包括文件夹，都在购物袋里，袋子依然攥在他手上。因此，当我在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赶到耶路撒冷父亲家里时，我拿起他的铅笔，勾掉列在单子上的物品，就像父亲一样，一旦做了什么，就立即把它勾掉。

付款，数钱，拎起购物袋，微笑着向店主道谢，要她想着向她亲爱的丈夫问好，祝她拥有美好成功的一天，朝排在身后的两个陌生人打招呼，然后转身走向门口，跌倒在地，死于心脏病。他把遗体捐献给科学事业，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我写下这几页书稿时，没有眼泪，因为父亲从根本上反对流泪，尤其是男人流泪。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肩膀佝偻了。他患有可怕的暴怒症，对周围的人横加指责与责备，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砰地把门关上。但是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他会出来，为自己的冲动表示抱歉，将其归罪于身体不好，劳累，紧张，局促不安地请求我们原谅他说话时那么不讲理、不公平。

他经常使用“公平合理”等词，正像他使用“绝对”、“确实”、“无疑”、“板上钉钉”，以及“从这几点看来”。

但几年后，哈伊姆·托伦对我说，你父亲曾在国家图书馆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转，喜形于色，给我们看格尔绍恩·谢克德如何评价《胡狼嗥叫的地方》，亚伯拉罕·沙阿南怎样赞赏《何去何从》。一次他气愤地向我解释，瞎了眼的库尔茨维尔教授怎样诽谤《我的米海尔》。相信他甚至给阿格农打电话，专门向他抱怨库尔茨维尔的书评。你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你骄傲，尽管他当然不好意思告诉你，他大概也怕使你飘飘然。

他越来越重复自己。尽管他一度记忆力惊人，但是现在却在同一次谈话中重复一个玩笑或解释。他疲惫而沉默寡言，有时难以集中精力

正如阿格农在小说《千古事》中，描写一个人物时所说：二十年来，阿迪尔·阿姆兹埃一直在研究古姆里达塔一城的历史，在哥特人将其化为灰烬，使其居民永远沦为奴隶之前，古姆里达塔曾经是一座伟大的都城，列邦列国引以自豪的重地……在他研究撰写该书的这些年来，他既未与大学里的学者打过交道，亦未向他们的夫人与小姐致敬问候，如今有事要向他们求助，他们不但给他白眼，甚至连他们所戴的眼镜，似乎都扭曲了：请问阁下究系何人？我们以前似乎从未见过。他耸耸肩头，泄气地走开。他虽明白，若要被人认知，必须先跟他们攀谈交情，但他却不知如何进行；多年的苦心钻研，已使他成为工作的奴隶，疏忽了人世间所有的人情世故。

但实际上，他正深沉而平静地睡在我给他铺的床上，而酷似某人坐在椅子上、睁大眼睛凝视月亮的，不是我父亲，也不是幽灵，而是他的衣服，是他精心挑选的军裤和朴素的蓝衬衫，以便不要在基布兹眼中显得高高在上，以便不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愿不要这样。

我有生以来，父亲似乎第一次怕我。我原本愿意帮他，甚至代他开口说话，但是我也像他一样受到阻碍。

父亲在和基布兹人交谈时就像在踮着脚尖走路，好像非常小心翼翼，以免踩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后果不堪设想。他对他们说话时温文尔雅，仿佛他把他们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不幸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没有意识到病症究竟有多么严重，而他，从外面来的访客，发现并了解了它，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说漏了嘴，使其意识到其境况的严重性。

如同一条奄奄一息的鱼在最后一刻被投入水中，在酷热与尘埃中上气不接下气并被粪肥气味呛得透不过气的父亲，振奋起来，看到书和图书管理员一下子让他复活了，他开始高谈阔论。

两个未来的亲家，大约聊了十来分钟图书管理员的行话，而后谢夫特尔非常腼腆，父亲离开他，开始观看图书馆的陈设，它的每一个角落与缝隙，像一个警惕的武官用专业性的眼睛观察外国军队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