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话应该像大太阳底下的钢丝一样明确

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从城区到整个城市，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整个星球。现在我是这么看的：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一个人的能力，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

进入雨季之后，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扶手塌了，造成了很多死伤。随之而来的是叫喊、斗殴、报纸上的唇枪舌剑。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她的内部喧腾着，起伏不定，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内部则布满了毒药。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孩子、成人、老人、其他城市的人、北约的美国人、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还有那不勒斯人。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充满风险的地方？在郊外、市中心、小山上，维苏威火山下面，到处都一样。

在那些地方，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在过去那些年里，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有时候是带着好奇，有时候是漫不经心。小时候，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那不勒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地方，比如说，火车站的摩天大楼，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它一层一层在增高，那时候，在火车站旁边，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

我想，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我一定会很高兴。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

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寒冷和炎热，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一直停电，那些黑黢黢的、充满风险的街道，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要找回之前的那种亲密感，就要说出我们内心的秘密，而我没有心力去讲，她倒是有力气说，但她不想说，可能她觉得说了也没用。

在童话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在现实中，能怎么办就怎么办。

难以预测的主体、父权的毁灭性逻辑、女性价值、慈悲。

婚姻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它像一个机构，剥夺了性交的所有人性。

啊呸！黑格尔。啊呸！男人的文化，啊呸！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啊呸！历史唯物主义，弗洛伊德，啊呸！心理分析和阴茎嫉妒。啊呸！婚姻，家庭。啊呸！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有恐怖主义。啊呸！战争、阶级斗争，还有无产阶级专政。啊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人人平等的陷阱。啊呸！所有父权文化的体现，所有的组织形式。反对对女性智慧的污蔑，反对对女性进行洗脑。我们要从生育说起，不给任何人生孩子。我们要推翻奴仆和主人的二元结构，我们要从脑子里清除我们的自卑感。我们要做自己。不要犹豫。要坚持自己的不同，行动起来。大学不会解放女性，只能让对女性的压迫变得更完善，要反对智慧。男性已经进入了太空，但女性在这个星球上的生[...]

现在，我们需要从女性角度，而不是男性角度来做研究。无论哪个学科的背后都是‘阴茎’，当这根‘阴茎’疲软了，就会求助于铁棍、警察、监狱、军队和集中营。假如你不屈服，假如你继续捣乱，那就开始大屠杀。”

正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才使学习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非常艰苦的事（比如说对我），但对其他人是一种消遣（比如说对于彼得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管社会公不公平，人们都必须学习，这是一件好事儿，非常好的事儿。

我的焦虑缓和下来了，我获得了一些个人的空间，但我发现，我一点儿也不想劳神工作，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漫长的疾病，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户外，享受阳光和色彩缤纷的生活，走在挤满人群的街道上，欣赏橱窗里的商品。

从那时候起，有很多年，我们都没见面，我们只通电话。对彼此而言，我们都成了断断续续的声音，没有任何目光的交流。但渴望她死去的那种念头，留在了我脑子的某个角落里，一直驱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