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动作频频。来自马来的革命党人温生才，单枪匹马，想来谋刺清朝大员，本来的目标是水师提督李准，结果却杀了署理广州将军的旗人孚琦。孚琦当时坐在八抬大轿里，前去看飞机表演，周围十几个旗全副武装的新军亲兵护卫，结果却让温生才一个人从容行刺。时人记载，温生才直闯轿前，当头一枪，孚琦尚能言语，大叫救命。“旗兵以事起仓促，相顾错愕。该刺客续放一枪，复中头部，将军即不能言。旗兵互相走避。”一口气逃出老远。接下来温生才又放了两枪，看清了孚琦已死，这才从容逃走。如果不是温生才大意，被一个汉人便衣警察盯上，根本不会被捕。后来孚琦的夫人感到非常愤怒，要追究随从护卫的责任。没想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协领因[...]

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垮台的时候，居然是树倒猢狲散，没多少人在意它的死活。遗老遗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仁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之后，民国办得又没什么起色之后。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这个死心眼的载穆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

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于是，这个为北洋系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北洋系却没有立足之地，最终潦倒而死。

只是这样一来，乱兵被姑息了，军人干政的祸端却开了头，东也是东洋刀，西也是东洋刀，民国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上了军国轨道。以至于后人一想起民国，就会想起军阀来。

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

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决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当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放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

双方都要讲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事件，成了起义。虽然，即便是起义，也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极大地激活了舆论的自由。使得清政府再办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就谨慎得多了

两江总督端方已经把打入安徽内部的革命党人名单发给了恩铭，名单上的人，就有徐锡麟，只是不是真名而已。糊涂的恩铭把名单交给徐锡麟，让他去查。徐锡麟知道事情快要暴露了，于是仓促发动

光复会中人，跟他们所不喜欢的孙中山等人一样，都喜欢联络会党，利用这种地下社会的力量，发动起义。

其实，这群乌合之众，如果是党军的话，也是会党的党，不是革命党的党。查当时的清朝官方档案，湘赣两省的地方官，包括负有间接责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都一直称这场起义为“会匪”作乱

这样的处置，硬不硬，软不软，首鼠两端，最易激起事端。

人们可能是把另一个人，名叫瑞徴的，跟瑞澂弄混了。

荫昌当时所谓的指挥不动，在我看，应该是指挥不力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