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罗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须预审或调查。”

这让视个人尊严和荣誉为生命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一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官高一级，这样的情景对外国人来说也许显得荒谬。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恶意的体罚，而后还不顾加倍的廉耻与羞辱，居然去亲吻那根教训过自己的板子，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巴罗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贪欲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巴罗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实际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与壮大。中产阶级的兴起，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近代世界的许多变革，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与19世纪的民主改革等，都与中产阶级的要求密切相关。”随着他们力量的壮大，国王和贵族都不得不向他们低头。

“欧洲是一个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区，它从来不缺少可耕地”。（谢和耐《中国社会史》）

确实，传统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公园”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们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产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

启蒙运动意味着从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过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欧洲人许多启示。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没有教会的中国似乎处处比欧洲优越。与四分五裂的欧洲比起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安定的国度。欧洲任用贵族来管理国家，而中国则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一视同仁地选拔文官。欧洲各国沉迷于狭隘的宗教教派之争，而中国各教之间则相互宽容。欧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缥缈的来世，中国的儒家学说因为不语怪力乱神而更显理性。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的世俗精神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传教士的书简成了最热门的读物，精英阶层的客厅里，人人谈论孔夫子的学说、中华帝国的悠久历[...]

“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白银资本》）

中国人的财富观是静态的，他们不相信贸易会增加整个人类的财富。在西方人眼中，利润是压倒一切的。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利润从来不屑一顾。在中国人眼里，天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英国人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叩之礼，而中国人也实在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什么拒绝做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两个民族的思维，实在是大相径庭。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175

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意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