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玛，”她说，“你的真名是什么？”

我想告诉她我在感化中心时，有个同伴也叫阿尔玛。我想告诉她我的名字。可伊莉莎白嬷嬷已经抬起头，环顾四周，她一定注意到吟诵声中断了。

此刻她坐在他们的大床上，背垫着枕头：被剥夺了本名的珍妮，骄傲而又衰弱。她身穿一件白色宽松棉布直筒睡裙，下摆被卷到大腿上；为避免头发碍事，扫帚色的长发被梳到后面扎起来。

至于大主教本人，不用说，这会儿是见不到人影的。他像其他男人一样，在这种时候便躲开了。也许他正在哪里盘算，假如一切顺利，有关他提升的消息会在什么时候公布。反正这次他是笃定又可以向上爬一级了。

啊哟，这么有教养，一点不像别的某些人，只管应付任务，其他什么都不要紧。她真像是你的女儿，你一定也这么认为。家里的一个成员。夫人们发出一阵令人愉快的嘎嘎笑声。好了，亲爱的，你可以回房去了。

可等她离开之后，口气立刻变了：全是些小荡妇，但你也不能过于挑剔。毕竟她们生的孩子是交给你的，对不对，姑娘们？说话的是那家的大主教夫人。

我把黄油涂到脸上，擦到手上，直到被皮肤完全吸收。护手液和面霜这类东西已对我们断绝供应。它们被认为是多余无用之物。我们是容器，惟有身体内部才至关重要。至于外表则无关紧要，粗硬起皱对他们而言都无所谓，就像坚果的外壳。禁止我们使用护手液，这是大主教夫人们的决定。她们不想让我们在外貌上再有任何迷人之处。对其而言，事情本身就够她们受的了。

赛丽娜·乔伊松开我的手。“你可以起来了，”她说，“起来出去。”她原本该让我休息一阵子，把脚跷到枕头上躺十分钟，以提高受孕率。这本该是她静静默念的时间，但她今天心情不佳。声调里充满厌恶，似乎与我皮肤相触弄脏了她，令她恶心。我从她身上挣脱开来，站起身；大主教的精液顺着我双腿流下来。转身走开之前，我见她把蓝裙子拉平整，收紧双腿，在床上继续躺着，两眼瞪着帐顶，身体僵直生硬，活像一具塑像。

这个仪式对谁更不堪忍受？她，还是我？

赛丽娜·乔伊又开始哭了起来。就在我背后，我听得真真切切。这不是第一次。每回举行授精仪式的夜晚，她总要哭上一场。她尽力压低声音。尽力在我们面前维护自尊。尽管房间里的帷帘和地毯多少掩盖了她的哭声，我们还是听得一清二楚。她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又极力压制，那种紧绷的状态令人难受。就像教堂里的一声响屁。我总是忍不住想笑，但并非因为我认为它可笑。她的哭声散发的味道弥漫在我们周围，而我们却装作无动于衷。

接着便是旧得发霉、老掉牙的拉结和利亚的故事。这段故事早在红色感化中心时便向我们反复灌输。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那是九月里的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当时还有车，别的一些人出于不得已早已卖了车。我也不叫奥芙弗雷德，而是有别的名字，可如今因为被禁止再没有人使用。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名字如同电话号码，只对别人有用；但我的想法错了，名字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于是，我把那个名字珍藏起来，像宝贝一般，只待有朝一日有机会将其挖出，使之重见天日。我只当它被深埋起来。这个名字被一股香气缭绕，它像一道护身符，某种从遥不可及的远古时代遗传至今的符咒，将这个名字牢牢护卫。夜里我躺在单人床上，闭起眼睛，那名字便会在眼睛后面的某个地方浮现，在难以企及的黑暗中闪闪发光。

我差点喘不过气来：他使用了一个忌讳的字眼。不育。如今在公开场合，根本不再有患不育症的男人之说。只有丰产多育的女人和贫瘠不育的女人之分。这是法律。

在候诊室里还有别的妇女，三个，都穿着红裙子。这位医生是个专家。我们悄悄打量彼此，用目光丈量对方的肚子：可有哪位是幸运儿？护士往电脑里输入我们的姓名和通行证编号，以确认我们的身份。

每个月我都要被带到医生那里做一次检查：尿液、内分泌、肿瘤涂片、血液测试。这些都和从前一样，只是现在已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

赛丽娜·乔伊从来就不是她的真名实姓，以往也不是。她的真名叫帕姆，我是在一本新闻杂志上有关她的个人档案里读到的。那已经是距星期天早晨趁妈妈在屋里睡觉，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她唱歌之后很久的事了。

讲故事犹如写信。亲爱的你，我会这样称呼。只提你，不加名不带姓。加上一个名字，就等于把你和现实世界连在一起，便平添了莫大风险和危害：谁知道你活下来的机会能有多少。因此，我只说你，你，犹如一支古老的情歌。你可以是不止一人。

在如今的日子里，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只要能幸运地怀上孩子，便决不会不让孩子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