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许多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或第一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强国与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而言，是一个全民普惠的过程，然而，受惠的比重却大有不同，根据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这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因此，在知识界，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警告不绝于耳，在民间，存在着仇富、仇官心理。2013年的中国，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失去共识的年代”

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实。

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

朱镕基离任前的最后一项重要布局是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垄断能力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型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7.1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59万亿元，基本聚集于石油、钢铁、金融、通信等传统垄断性产业，这些“中央队”成 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盘”

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则带来三个重大效应。

其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货膨胀的避险性投资，在后来的十余年内，房价水涨船高，

其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到2001年，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100位的富豪中，有六成来自地产业，其后十余年这一比例从未下降过，这当然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们非常沮丧

其一，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以“城市经营”为名，大肆炒作地价

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这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地方政府、银行上下其手，据国有资产为己有，而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则以“工龄买断”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龄折算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

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上

分税制的实施成效非常显著，在这项制度执行的第一年——1994年，

首先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