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朱元璋终生关心农民，理解农民，同情农民。

他战时喜欢读《孙子兵法》等兵书，对权术运用精熟。战后却对兵书中的机谋权变之术一概斥为卑下之识，反对人们去研究它。他说：“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一个伟大的统帅要能对战士们的鲜血和呻吟无动于衷，要能够把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自己赌博场上的筹码，要能够把自己最亲近的人亲自送到死亡之地，要能够杀死心中的同情、怜悯、恐惧，要能够做到无情无欲无我。这样，他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人的死亡和力量的消耗。

战争要求军人具备的第一条素质就是“不动心”，保持绝对的理性。

由于接连的胜利，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捣元都”，一举统一中国。而朱元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农民的谨慎心态，使朱元璋在指挥作战时，从不像其他流民领袖那样凭一时血气之勇。

抛弃白莲教义，就意味着皈依到孔子门下。随着夺取天下形势已显，朱元璋开始了尊孔活动。龙凤二年九月，他前往镇江，一入城首先就去拜谒孔子庙。龙凤六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在应天设立儒学提举司，任命宋元以来金华朱学的传衍人物宋濂为提举，正式尊崇儒教。

朱元璋还宣称，他远在渡江之前，已“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不仅否认自己从前信奉白莲教并长期臣属于小明王的事实，而且完全抹煞大宋红巾军对他在江南地区发展壮大势力所起的掩护作用，把自己的胜利一概归之于“天地祖宗之灵”及其“将帅之力”。

在起义之初，他也充分利用白莲教教义来发动群众。但是，随着自己独立发展，朱元璋越来越淡化自己这支队伍的宗教气氛。因为他知道，宗教狂热只可用于一时，难于持久。

朱元璋渡江后，全靠北面奉韩林儿为主的红巾军抵抗元军，才能从容在南方发展。朱元璋也一再利用韩林儿的名义，来支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那些智谋大师历来是中国人崇拜的对象：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而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科学家却不为普通人所知。到现在为止，谋略文化仍然在中国生机勃勃，随便找家书店一看，许多生存谋略类书籍占据了相当大的面积。中国人谋略化的思维方式与军事思维非常接近。中国人不善坦诚合作，也不善公平竞争，而独善于勾心斗角，善于破坏规则。而战场上正需要的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战场上必须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对方，最大限度地利用对方的弱点，战场上可以光明正大使用阴谋、欺骗对手，创造性地去示假隐真、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借刀杀人、引蛇出洞、金蝉脱壳、围魏救赵、暗渡陈仓……战场是中国人表现才智的最佳舞台。正如同西方人说中国人都是[...]

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张士诚控制的郡县，南至绍兴，北逾徐州，西至濠、泗，东抵大海，南北相距两千余里。在占领了如此广阔的地盘后，张士诚渐渐失去进取心，沉醉在小朝廷的腐败生活之中，只望能保住这份基业，不再有更高要求。然而，乱世之中，不求进取只能意味着被消灭。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与众不同。他在实力之外，更主要地考虑了心理因素。与陈张二人周旋多年，他对二人的脾气性格充分了解。陈友谅是个热血汉子，骄横自大，易于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内向，进取欲不强。这一差别应该是选择次序的关键。他对诸将说：“友谅剽悍而轻率，其志骄；士诚狡猾而懦弱，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如果我们先攻张士诚，陈友谅必空国而来，大举进攻我方，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如果先攻陈友谅，张士诚胆小怕事，必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之援。就是说，我们打陈友谅，没有后顾之忧。且陈徒恃勇力，可以智取。”于是采纳了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

别人都急不可待地称王，只有他谨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力求把自己的声势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静悄悄扩充实力。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