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我多年来以珍·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作床头书，身心得以舒适，每到英美旅行、开会，常给我带回各种版本、录音、录像带。
一九六0到八0年代。台湾产生了一些第一流的中文小说，由于经济的繁荣，教育之普及，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段（级）读者群，鼓励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作品内容和风格兼容并存。思乡怀旧，现代派的技巧，乡土派的写实，由不同的角度呈现一个充满活力的台湾。
我往返于两种文字，乐在其中，有助于我写评论文章的视野与层次。
从那年起，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渐渐有柑当齐全的台湾文学作品。譬如黄春明的《锣》，房页有作者写给我的话，就和《英国文学史》八世纪第一篇初民史诗《贝尔伍夫》并排而放;司马中原《荒原》、《黎明列车》与朱西宁《破晓时分》、白先勇《台北人》，这些初版于一九六、七0年代的小说，随我自上海带来雪莱、济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齐观。
离开我的教室之后，他们投入现实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中，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
我的读书经验是:好小说是最有效的语文教材，它有情节和情境，而且有发展和结局，本身就导引读者看下去、走进去。不知不觉接受了它叙述的语言。大多数好散文，用现代的观点看，其实都有小说的格局。
我们常用作教材的作品，如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她的名句是:“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讲授菲利普·史莱特《寂寞的追寻》 ，这是一本涵义丰富的小书，只有一百五十页，用一些有趣的美国社会现象检讨现代人对寂寞的追寻。
马克吐温简洁有力的幽默特质具有一种罕见的吸引力，对后世卡通文化也有很大的启发。
那真是件奇妙的事，这本着名的政治预言于一九四八年写成后，作者即逝世。
写《一九八四》的奥韦尔，曾在缅甸的英国殖民地作过警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集体出卖，回到英国当记者，以社会主义的同情观察低层社会的思想和疾苦。
阅读《美丽新世界》时，必须同时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这两本小说都只有两百页左右，无论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风格都大大不同，但却同被认为是反极权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一起阅读一起讨论。
哈代之后必读的是浩斯曼、叶慈、艾略特和更多重要的诗人、小说家。
到了二十世纪，第一位重要作家哈代带我们进入了一个亲切熟悉的世界。他以小说著称于世，但他中年后，开始写诗。哈代的诗甚少飘逸潇洒的“仙品”，总是淡而微涩，很贴近我实际的人生。人到中年以后，梦幻渐
逝，每次读《她听到风暴》都有不同的感动。
世世代代知识传承之间，令人仰慕的前人，好似纯金铸造的环扣，已不全只是名字，而似可见可谈的人。我自念大学那些年就常常想，若是雪莱和济慈能再活五十年，会是什么光景呢?还能保持他们的纯真和热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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