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曹齐,已是一位知名的书画家,在一家美术出版社供职。我曾看到书法选集乃至月历上印有他的作品。画廊上也有他的画展。当他一听到穆尼老师的要求,和我一样,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选出一张上好宣纸,恭恭敬敬画上一幅贺岁清供,然后迅速送到我的学院。我早已磨好浓浓一砚墨,在画幅上端满满写上事情的始末,盖上印章,再送去精细裱装。现在,这卷书画已送到穆尼老师手上。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稚拙的涂划,竟深深地镌刻在一位长者的心扉间,把30年的岁月都刻穿了。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三十年的重量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一个又一个,一代接一代,飘然而来,溘然而逝,终于留下了塔寺,留下了锺梵,留下了衣钵;而对文化学者们来说,则是留下了一个特定方域的远年标仅,一个长江下游民众精神皈依的左证,一个长久的属于海边的希望,一个不息地析祷昌盛的记忆。
是无数的历史寂寞,铸就了强悍的历史承传。在此,存在着一种超越宗教的文化启悟。孤标独立的龙华塔只想舐风蘸雨,在悠悠蓝天上默然划过,而不想在《高僧传》上记下一笔。且把现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对之拈花一笑的大法会吧,承受过历史之神诏喻的文化灵魂,最终还要归于冷清和沈潜。
史之神并没有因为龙华是终将出现的世界级大都市上海的奠基标杆而对它有特殊的估护。谁也不知道它的宿命,只得听任兵燹、倭寇一次次将它破坏,然后又有一批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次把它修建。几大佛教名山一直香烟缭绕地堂皇在那里,而可怜的龙华寺却历来没有受到各代佛教界的重视,甚至连住持或驻锡龙华寺的著名僧人也几乎都进不了高僧传记和佛教史籍,尽管他们经常要承担募款重修的任务,对佛教事业的贡献并不比名山僧人少。
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行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
龙华是不好写的。它长久默默地审视着上海的历史,而历史对它本身却没有过多的垂爱,就像我上文写到的两位历史学家。是的,龙华就是一位年迈、潦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历史学家。
至今无法考定龙华寺和龙华塔究竟建于何时,几种可能性之间的时距竞相隔700多年之遥。
“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纔,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通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爆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帕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这地方实在是有年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剎名,
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
不见波心塔影横。
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纔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
家住龙华
1988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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