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问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

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

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更不要变成强制。”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胁坐在“灰色地带”的黑人让座时，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坐在原位。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苏东坡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钱老师说：“他这么做对么？不，先别回答，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