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

他说：妈，因为我很忙。

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

他说：理智一点。

我说：为什么不能跟我多点沟通呢？

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写一样的电邮，讲一样的话。我说：才没有。他说：有，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讲一样的话，重复又重复。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打开安德烈的电邮，他没有一句话，只是传来一个网址，一则影像——“我很无聊网”，已经有四千个点击，主题是“与母亲的典型对话”。作者用漫画手法，配上语音，速描出一段自己跟妈妈的对话：

我去探望我妈。一起在厨房里混时间，她说：“我烧了鱼。你爱吃鱼吧？”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我想说的是，Ｋ，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或课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砍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骨的张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盖次，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使是谈到失败，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譬如越王句践的卧薪尝胆，洗雪耻辱，譬如哪个战败的国王看见蜘蛛如何结网，不屈不挠。

我们拚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

如果我们是好友，我们会彼此探问，打电话、发短信、写电邮、相约见面，表达关怀。如果我们是情人，我们会朝思暮想，会嘘寒问暖，会百般牵挂。如果我们是夫妻，只要不是怨偶，我们会朝夕相处，会耳提面命，会如影随形，会争吵，会和好，会把彼此的命运紧紧缠绕。

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九九藏书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他说。细细的飘雨濡湿了他的头发。

我顿时失神；自己十七岁时，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

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九_九_藏_书_网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拉开窗帘，以为可以看到雄伟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却发现窗正对着后院，看出去只是一片平凡而老旧的砖造公寓建筑。有点失望，正要拉上窗帘转身的那一瞬，眼角波光流动间瞥见建筑的颜色和线条，顿时建筑隐退，颜色和线条镂空浮现，颜色深浅参差，线条黑白分明，微风刚好吹起柔软的淡紫色的窗帘布；那一扇一扇窗的竖与横之间，仿佛是一种布局，楼与楼的彼此依靠和排拒之间，又像在进行一种埋伏的对话——我不禁停下来，凝视窗外，凝得入神，直到一只鸽子突然惊起，“哗”地一声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