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一役，袁世凯深感未雨绸缪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陈现代银行的重要性。不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身）在天津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进一步盘活了津京地区的经济。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凯又仿照天津租界设立了“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和盛宣怀不同，袁、周二人的商业思想更为开明，唯知提倡劝导，绝不越俎代庖，将创业的风气宣传开后便任其自由发展。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周学熙则主抓厂办学校，力求工学一体，开通观念。

1903年，国际银价波动，被辛丑赔款掏空了的中国雪上加霜，刚刚步入正轨的天津遭遇了凶猛的金融危机，民营企业哀鸿一片。

袁世凯紧急开办官方银号，贷发官银七十万两，铜元数百万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

《大公报》为此特发社论，称赞说：“保商之道，从来为官府所未有，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

第一件事是稳定金融。

大战之后多通胀。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协助下，周学熙以组合拳的形式，采取各种金融手段平抑了物价，一时间阖津拜服。

袁世凯乘胜追击，创立银元局，以周学熙为总办，铸造铜元，取代已经贬值的银币，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源（铜元比价高）。

手头有粮，办事不慌。周学熙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指挥部，袁世凯立刻批准。

“郭令”是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萧规”则化用了“萧规曹随”的典故。

不久，天津的李鸿章祠落成，袁世凯又撰联曰：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阳（郭子仪），敢诩临淮壁垒（李鸿章曾在临淮立下战功）；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鸿章栽培是实情，希望继承衣钵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图恐怕还是想借机收拢人心，将淮军旧将、合肥门生统统聚集到自己身边，拧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绳。

万事俱备后，袁世凯叫来周学熙，对他说了一句话：放手去干吧。

于是，马宾廷站在院子里继续等。

袁世凯远远瞧见马，赶紧趋前。走近后，居然单膝跪下向马宾廷请安。

文官给太监行此大礼，有清一代，难寻先例。马宾廷受宠若惊，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稳住内廷的袁世凯继续发力，在李鸿章出殡时送上挽联：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

总督衙门的电话房可直通内务府的管事太监，宫中动向，弹指间传至天津。慈禧的好恶喜怒，朝廷的人事更张，袁世凯了若指掌，同步更新。久之，深得太后欢心。

为了维系宫中奥援，大头无所不用其极。

老部下张勋率领一营守卫颐和园时，同太监马宾廷交好。马太监经常给慈禧说书，是太后跟前的红人。

大头得此信息，通过张勋认识了马宾廷，结为兄弟。

一次，袁世凯和张勋同至颐和园。张走在前面，马宾廷出迎，招手示意他进其厢房。

张勋道：“宫保还在后头呢！”

权贵中，同样遭遇的不在少数。大头拟定了一个名单，让杨士琦带着白花花的银子，坐镇北洋公所（北洋驻京办），专事进贡。

雪中送炭从来更胜锦上添花，京官们对袁世凯的颂扬之声此起彼伏。

对官员尚且如此，对慈禧可想而知。

西太后第一辆私人轿车即来自大头之上贡，还是德国名牌奔驰。但慈禧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她前面，不成体统，名车也就成了宫里的摆设。

如果说亡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知己知彼显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为了刺探军情，袁世凯煞费苦心。

正当人群啧啧称奇时，另一只也不甘鸟后，脆声道：“老佛爷平安！”

慈禧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逃难团回到北京，发现一件让他们生不如死的事：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全被洗劫一空。

以李莲英为例。国变时仓促离京，临行前将几十年受贿攒下来的银子藏在一个只有他亲戚知道的地方。

联军入城后，不知哪位义士打听到了这笔赃款的所在，跑去报告法军，结果全部没收。

李莲英闻此噩耗，比死了亲妈还痛苦，脸上从此没了笑容。

乐声骤歇，迎驾的群臣开始向慈禧敬献珍宝。

袁世凯虽弯下腰，眼睛注视着地面，但从他神气倨傲的奏对声中，可以料想必有惊人之举：

奴才蓄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打发人从印度寻觅来的，为的是献给太后赏玩，以表奴才一片孝心。

呈上宝物时，方才看清：精致的笼子里，镀金的短链拴着一红一绿两只毛色光洁的鹦鹉，并肩立于一株玉枝之上。

片刻，其中一只发出清爽的鸣叫：“老佛爷吉祥！”

会当凌绝顶

两笔钱都有限，袁世凯要用在刀刃上。

保定。

慈禧一行由此乘火车回北京。

当逃难团到达保定车站时，站台上彩旗飘扬，军乐队奏起了响亮的《马赛曲》——袁世凯不知这是法国国歌，只觉抑扬顿挫，振奋人心，便定下来欢迎西太后。

三十多节的火车是袁世凯特意为慈禧定制的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谁能想到，十年后它成了孙文的专车？又有谁能想到，再过十六年，当它载着张作霖驶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上了天？

钱庄说最高只能到八厘，来人假称太少，作势欲走。掌柜不愿放走大主顾，急忙取出账册，向他指明某官存款多少，某官利息几何，意思是“给你的已经很高了”。

来人一一记下，回禀袁世凯。

两天后，官员们又被叫到督署。大头面带微笑地公布了调查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道：

诸位一向廉洁奉公，岂会有如此巨款存入票号？可见这些掌柜在冒用你们的名义招揽生意，实在可恶！我已经把那些冒名顶替的存款充公了，还尔等一个清誉。

当场有人晕厥。

只有这笔钱还是不够，袁世凯打起了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的主意。

大头清楚，对天朝的官员来说，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根本就不是罪名，而是入行许可证。连捞钱都不会，还好意思当官？

直隶总督署。

望着召集来的官员们困惑的眼神，袁世凯缓缓道：“直隶百废待兴，急等钱用，先暂借各位大人的垫办，以后归还。”

结果全在意料之中。除了哭穷诉苦，便是咒骂洋人，一毛钱都抠不出来。

袁世凯不动声色地遣散了这帮铁公鸡，暗中派人同天津的几大钱庄取得联系，说要把公款存到其票号里，问他们利息能给多少。

由于军饷的预算是全年的，一次性下发。而一年中常有兵员出缺，替补往往在很多天之后，中间省下来的兵饷谓之截旷。

朝廷拨饷，按农历每月三十日计算。但实际一年中有很多小月（二十九天），称为“小建”，军官发饷时要扣除一天，按二十九天实发，名曰扣建。

按理说这两笔款子均应上缴国库，但在天朝，除了私人腰包，它哪也去不了。

因此，有多年户部工作经历的王文韶听说这笔淮饷竟被充作公款、分文未动时感慨道：“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而文忠却漠然置之。”

因此，不塑造出锐意改革的开明形象，西太后是不敢回京的。

摸准了慈禧软肋的大头不像南方督抚那样扭扭捏捏了大半年才搞出一个《江楚会奏》。他抓准时机，上了变法十条，内容包括教育、实业、吏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以雷霆之势开启了举世瞩目的“北洋新政”，在废墟之上再造了一个全新的直隶省。

办新政除了热情和智慧，最主要的还是烧钱。

袁世凯已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将其幕僚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及于式枚、赵秉钧、孙宝琦等召至麾下，此刻又将其多年“截旷”“扣建”积存的八百万两淮饷收入囊中。

截旷和扣建是当时侵吞军饷的普遍手法，不懂这两个专业术语，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在军队里混过。

袁世凯觉得很搞笑，给张、刘各去了一封电报，让他们不要怀疑朝廷改革的诚意。

和书呆子不同的是，他根本不看上谕里“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那类漂亮的废话，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一语道破了天机——不举行新政，慈禧不敢回銮。

第一，各国对清政府的守旧排外惧恨交加，慈禧的脑袋和位子之所以能保住，端赖李鸿章。现在“消防队长”已死，回京后，谁知道洋人会不会出尔反尔；

第二，各国都希望中国变法，你不变，回头他以此为借口，罗列条款，要挟照行，反而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