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则因经历五代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没有如唐代般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

而皇帝到底该是一皇帝，他是一国之元首，皇帝太不像样了，其他一切官，会连带不像样。现在要拨乱返治，尊王是首先第一步。而且皇帝的体统尊严不如宰相，也易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猜疑。据说当时宰相是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就事论事，这也该有可愿。固然这也是当时大臣不知大体，又兼之以一种心理上的自卑感，才至于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门第传统出头的人来处此局面，他们决不会如此干。又像西汉初年一辈朴讷无文来自田间的人，也不会如此。那是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才如此做。但他们当时的用心，终还是可原谅的。不过事情隔久[...]

但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变动。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的在变。纵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建立。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知识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

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

因此九品中正制就其为一时救弊起见，也不算是坏制度。但到后来，因施行的时间空间关系都不同了，而还是照样沿用，遂终于出了大毛病。

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东汉末年之州牧，即已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而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形强大，牢固不拔。其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有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

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属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不得不希望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多分级次，由下到中，由中到上，升了几级，还如没有升。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亦灵活。由县令升郡太守，便是二千石，和中央九卿地位相埒。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之绝大进步。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此为中国政治史上一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

唐代中书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多时有至十几人，最少则只有两人，即中书令及门下侍中。开会时有一主席，称为“执笔”。讨论结果，由他综合记录，等于现在之书记长。此项主席轮流充任。有时一人轮十天，有时一人轮一天。大家的意见，不仅由他综合记录，而且最后文字决定之权亦在他。这是唐代宰相一职，在采用委员制中的首席来代替领袖制的一种运用与安排。

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我们现在应该注意在它的一切较详密的制度上，却不必专在专制与民主的字眼上争执。

后来又因请托舞弊，逼得朝廷于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如是则全失却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但中国政权，却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

但王莽的废止奴隶政策，却继续为东汉政府所承袭。东汉时代也屡有废奴的诏令，但只要社会经济情形不便，此项诏令是不会有实效的。

让我们在来看汉代的制度，他们将政府和皇室划分，将宰相和皇帝并列，这不好说全出帝王私心，也不能怪他们安排得未尽妥帖。当知任何一制度，也决不会尽善尽美，更无罅隙的。当至少他们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再说到选举制度，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至少他们已懂得该项标准，不该是血统的亲疏，不该是势力的大小。亲的贵的强的富的，都不够此项标准，而采取一项以教育与知识与行政实习之成绩，来定取舍进退之标准，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区，这也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已算合理化，已算开明与进步的了。至于经济政策，一面主张轻徭薄赋，宽假平民，一面主张裁抑富厚，导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