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

关汉卿另一杂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也是一个。

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是一个。

显然，长得太漂亮、太性感、太有魅力，或者太有女人味，对于那些“贞烈女”，或预备做“贞烈女”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麻烦。所以，那些立志守节的寡妇们，便只有两条路：要么及早自杀，一了百了；要么尽量把自己弄得平庸丑陋一些，最好忘掉自己是女人

当然，有一种漂亮女人是不怕受到指责的，那就是“贞烈女”

潘金莲毒。武大郎来捉奸时，西门庆吓得钻入床底下躲去。潘金莲却道：“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这真是够毒的。第一，是激将，用“便没些用”来激西门庆；第二，是壮胆，告诉西门庆对方只是“纸老虎”；第三，是教唆，用“平日卖弄好拳棒”，暗示西门庆来打武大。果然，西门庆冲出门来，一脚踢翻了武大郎。

王婆毒。当西门庆因被捉奸而一筹莫展时，王婆冷笑道：“你是个把舵的，我是乘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于是亲自定下毒计：“把这矮子结果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又手把手教潘金莲如何下毒，如何灭迹，害死了武大郎。如此之毒，连西门庆也自愧不如，说“我枉自做了男子汉”。[...]

美、淫、毒，可以说是上述“淫妇”的共同特征。这就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证明一个“道理”：“有美色者必有淫心，有淫心者必有歹意。”用《水浒传》的话说，就是“淫毒皆从一套来”。这不仅是《水浒传》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一般民众的观点，因此这些形象便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两个传统观念的逻辑结论和形象体现。这两个传统观念就是：“万恶淫为首”和“最毒妇人心”。

三是“毒”。潘金莲亲手毒死了武大郎，潘巧云诬陷石秀，阎婆惜恨不能置宋江于死地，白秀英戏弄雷横，又当众凌辱、谩骂、殴打雷母。贾氏到官府出首、作证、诬告卢俊义，害得卢俊义差一点屈死刑场，这些都是她们“歹毒”的证明

二是“淫”。潘金莲是“为头的爱偷汉子”，

一是“美”。这些女人，大都年青貌美，风姿绰约

严格意义上的女强人，大概应该是《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孙二娘等人。因为所谓“强人”者，出没绿林、闯荡江湖，专一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者也。既如此，则“正宗”的女强人，自然也就非顾、孙二位莫属。

有幸”载入史册或被写进文艺作品的女性无非这样几类：良母（如孟子、岳飞之母）、佳丽（如赵飞燕、杨玉环）、才女（如蔡文姬、李清照）、烈妇（如杨贞妇、陈节妇）

所以，中国的小姐们，一见到落难的公子，便会顿起搭救之心。这时，她们往往身份也不顾了，脸也不要了，门风也不管了，家规也不怕了，一心要承担起保护的义务，把那可怜的男人（在她们眼里只不过是可爱的大男孩）揽进怀里，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就像老母鸡呵护小鸡娃子，不让他们被老鹰叼走一样。难怪落难公司被多情小姐搭救的故事，层出不穷，广泛流传，久演不衰，大受欢迎。

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似乎互不相容的现象：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人被置于男人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另方面则是“母爱泛化”、“阴盛阳衰”，男人要由女人来保护和娇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英雄救美女，中国的小姐救公子；西方的美女爱英雄，中国的男孩恋母亲。所以西方人喜欢为孩子找“教父”，中国人则喜欢给孩子认“干妈”。

但是，即便是一个贤妻，也未必能成为一个良母。首先她必须能生育。不能生育的女人，往往连贤妻的身份也保不住，除非用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办法来弥补。其次她必须生男孩。只生女孩不生男孩，事情也很麻烦。第三，她生育的儿子还必须成材。倘若儿子不成器，她就不但当不上良母，恐怕还要背上“教子无方”的罪名。

于是，对于这些女人来说，生儿子，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运气好的女人，可能婚后不久即“早生贵子”。这种好运气甚至可能使她不必经历过多的考验便立刻被视为贤妻，因为对于一个几世单传的家庭或盼孙心切的公婆而言，这本身就是贤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