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严重错位。现实中，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经常有人有求于他们，或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或参加典礼仪式，或请赐墨宝题词题名，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大都由秘书来安排。如果对秘书管理失控，这个‘安排权’很容易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

“有些秘书会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及各种活动，有时还充当顾问。”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姓张的退休干部向记者透露，“有些秘书还向当事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情，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开绿灯，以从中获得报酬。”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可实际情况是，现在我国秘书配备过度，一些市县“一把手”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而且干部配备秘书过多的势头有增无减。

政府公务消费应该打破‘定点’规则，实行市场化运作，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增加消费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政府公务接待活动‘定点’消费，也是一种垄断，容易滋生腐败。要消除‘培训中心’腐败，那么，公务消费改革的步伐也应该跟上。”

“在严禁党政机关新建、经营各类‘培训中心’的前提下，要进一步做好现有‘培训中心’的清理整顿工作。”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认为，对政府决定收回、用作机关办公用房的“培训中心”，应该由主管部门将其关闭停业，并按规定做好资产审计评估、人员分流安置和债权债务落实工作。各级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验收、接管。划转给相关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主体的“培训中心”，由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主体按照政府的要[...]

如果要清理‘培训中心’，除了撤销、移交、解除其行政隶属关系和挂靠关系外，采取必要的拍卖、改制、重组也不失为过渡之策。

现在很多社会机构，都具备培训干部的设施条件，培训场所的问题完全可以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可是，如果各政府部门都建一个‘培训中心’，并且成为部门的‘专属资产’，这种培训场所的功能异化问题就很难避免。

对于防止预算外收入成为官员隐性利益的主要渠道，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建议：“应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

要给权力运行谋求一个阳光空间。各地政务信息公开要落实到位，尤其是政府机关、政府官员以及广大公务员的有关情况，包括他们所使用的权力和资源，都应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运行。

要明确取消官员的灰色收入，官员的收入除法律禁止的违法收入和合法收入外，不应存在任何中间形态。

建立健全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减少官员隐性利益的必然途径。

灰色收入，既不是收受贿赂，也不是权力求租所得，有的还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部门福利’。但仔细分析，这些收入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有的，其背后还是权力在起作用。逢年过节，部门福利，权力集中者会比一般人的多，而人情送礼，也是谁的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谁的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在官本位社会中‘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所谓官员隐性利益，既包括灰色收入，还包括隐性特权。由于制度规范的缺失，官员易利用手中的特权，谋求诸多显著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比如各种福利、特权车牌号的获得、特供烟的占有、子女上学与就业的便利，也包括通过评选获得本不该属于自己的种种奖项和称号以及延伸的“含金”收益。

管理与监督失控。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职能》第十二条规定，管理局“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管理和协调工作。”然而各“驻京办”的人事、行政管理、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均主要还是由其派出部门负责管理。同时，管理局也“协助派出单位管理各办事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监督检查，处理违法违纪问题。”

用人权在地方手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过是一个宏观指导机构，对“驻京办”的日常工作无权干涉。而“驻京办”在日常工作中的“非常规”运作方式常享有多种“豁免权”，当地政府大多睁只眼闭只眼。

其次，职能异化形成腐败链条。某些“驻京办”名义上为本地发展谋求中央优惠政策和商业发展机遇，[...]

我的工作就是将礼物不露痕迹地送到领导的手中。说到公关，就是对部委司局负责人的喜好了如指掌，再据此陪他们打牌、旅游、喝酒、听戏，或买字画、古玩。礼物不在贵，贵了给人家添麻烦，也不能太便宜，关键是要投其所好。

现在地方政府要批项目，拉经费，不与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好关系，怎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