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比国家性格重要得多，也比国家秉性更值得我们重视，况且因为谈到国家性格时，必须涉及大群的人，而适合其一者，不一定适合其二，所以当我们大声赞美国家时，我们就不可能完全诚实。

举例来说，假使你用英国人应得的轻蔑语调提到他们愚昧顽固，恐怕没有一个五十岁以上的英国人会同意你的话，假如有一个人同意的话，那他肯定是一个睿智的长者。

值得做的事都是难做的事。

退休的生活有助于心灵的平和，就是由于我们离开了长久受人注视的生活，不需再时时刻刻顾忌到他人的评语；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归返到本性”上生活了。

我们所有的焦虑、困扰、苦恼、麻烦、奋发努力几乎大部分都起因于担心别人会怎么说

我们每做一件事，首先会想“别人会怎么讲”；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我们对此项结果的焦虑；这种焦虑存在于自尊心中，人们对它也因日久麻痹而没有感觉了。

我们每做一件事，首先会想“别人会怎么讲”；人生中几乎有一半的麻烦与困扰就是来自我们对此项结果的焦虑；

我们的幸福应该建筑在全体的本质上，所以，身体的健康是幸福的要素，其次重要的是一种独立生活和免于忧虑的能力。这两种幸福因素的重要性，不是任何荣誉、奢华、地位和声名所能匹敌和取代的，如果必要，我们都会牺牲后者来成就前者。

他人的意识与我们一点不相关；尤其当我们认清了大众的思想是何等无知浅薄，他们的观念是多么狭隘，情操是如何低贱，意见是怎样偏颇，错误是何其多时，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更不相干了。当我们由经验知道人在背后是如何诋毁他的同伴的，只要他相信对方不会听到诋毁的话，他就会尽量诋毁，这样，我们就真的不在乎他人的意见了。只要我们有机会认清自古以来多少伟人曾遭受蠢人的蔑视，就会晓得，在乎别人怎么说实在是太尊敬别人了。

造成他人眼中的价值的，是他人意识；是我们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连带对此形象的看法。这种价值对我们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可是，由于他人对我们的行为是依赖这种价值的，所以，它对我们的存在会有间接而和缓的影响；然而，当这种他人眼中的价值促使我们转而修改“自己心目中的自我”时，它的影响就变得直接了。

当我奉劝诸君谨慎保存你们所赚或所继承的财富时，我真心向你们指出，这是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因为若有一笔钱可以使人不需工作就可独立而舒服地过日子，即使这笔钱只够一个人用——更别提是够一家用了——也是件很大的便宜事，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免除如慢性恶疾般紧附人身的贫穷，从几乎是人类必然命运的强迫劳役中解脱。

每一个其他的事物都可成为满足的事物，但一个事物只能满足一个希望和一个需要。食物是好的，但只有饥饿时才是好的。如果知道如何享受酒的话，酒也是好的。有病时药才是好的。冬天火炉是好的。年轻时爱情是好的。但是，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只有钱才是绝对好，钱不但能具体地满足一个特殊的需要，而且能抽象地满足一切。

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原本比制造快乐的要多。有天赋之才常疏远他人，只因己身所具备的已绰绰有余，不需也不能在他人那里得到什么，所以他人引以为乐之事，他们只觉得肤浅乏味，相应地，他们所觉得的快乐的事也就少些。这又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例子，我们称此情形为“补偿律”，世界上凡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反之亦然。

一般人将其一生幸福，寄托于外界事物，或是财产、地位、爱妻和子女，或是朋友、社会等等，一旦失去了这些，他们就备感失望，他们的幸福根基也就毁坏了。换句话说，他们的重心随着每个欲念和幻想改变位置，而不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根据剩余力量的多寡，第二种生活——心智生活，又可分为无数层次：自收集制作昆虫、鸟类、矿物的标本到诗学、哲学的高深成就，都是此类生活的表现。心智生活不但可以防御“厌倦”的侵袭，还可避免厌倦的诸种恶果：它使我们远离恶友、危险、不幸、损失和浪费，这些都是把幸福全部寄托于外界的人所必然遭受的苦恼。举个例子说，我的哲学虽未替我赚进半文钱，却替我省了不少开支，心智生活的功效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