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在中国，只要不做坏事，就不用怕老百姓。我住的小区里立有一块牌子，写有文明公约，其中有一条，提醒我见了外国人，要“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人家没有理由怕我。至于我国政府，根本就不怕洋人。在对外交涉中，就是做了些让步，也是合乎道理的。就说保护知识产权罢，盗版软件、盗版VCD，那是偷人家外国的东西；再说市场准入罢，人家外国的市场准你入，你的市场不准人家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如果说打击国内的盗版商、开放市场就是怕了洋人，肯定是恶意的中伤。还有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出头”政策，这也合乎道理，要出头就要把大票的银子白白交给别人去花，我们舍不得，跟怕洋人没有关系。在这个方面，我完全赞成政府，尤其这最后[...]

读书人有文化，就想到将来全世界变得无序，要靠中华文化来重建全球新秩序。诚然，这世界是有某种可能变得无序——它还有可能被某个小行星撞了呢——然后要靠东方文化来拯救。哪一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总想让别人倒霉干啥？无非是要满足你的救世情结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悬”中，你去解救，是好样的；现在还是正着的，非要在想象中把人家倒挂起来，以便解救之，这就是意淫。

中国的儒士从来就以解天下于倒悬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还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说，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现在又有人旧话重提。这话和红卫兵的想法其实很相通。只是红卫兵只想动武，所以浪漫起来就冲到白宫门前，读书人有文化，就想到将来全世界变得无序，要靠中华文化来重建全球新秩序。

对我年轻时的品行，我的小学老师有句评价：蔫坏。这个坏字我是不承认的，但是“蔫”却是无可否认。我在课堂上从来一言不发，要是提问我，我就翻一阵白眼。像我这样的蔫人都有如此强烈的救世情结，别人就更不必说了。有一些同学到内蒙古去插队，一心要把阶级斗争盖子揭开，解放当地在“内人党”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其结果正如我一位同学说的：我们“非常招人恨”。

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对别人毫无益处

我也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过去以后可以解放缅甸的受苦人，然后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有一夜，我抽了半条春城牌香烟，来考虑要不要过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现在有一种“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说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兴起，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豪言壮语：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对于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倒有过实践这种豪言壮语的机会。七零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有不少同学已经过去了——我有个同班的女同学就过去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

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学问。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些说法是你迟早会同意的那一种。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有的结论你抵死也不会同意，因为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哲人王本人就是证明，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举例来说，尼采先生的结论对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严重；就这句话而论，我倒希望他能活过来，说一句“我是开个玩笑”，然后再死掉。当然，我也盼着中国古代的圣人活过来，把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话收回一些。

就我所知，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假如能做到，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而会被称为科学狂人。实际上，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就不敢这么说。起码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叫做“学而优则仕”，当然，若说学了它就会打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一听说它又出现了新的变种，我就有点紧张。国学主张学以致用，用在谁身上，可以不问自明——当然，这又是题外之语。

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比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大自在。以我个人为例，假如在七十年代，我能说出罗素先生那样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就很满意，不再抱怨什么。实际上，我除了活着怪没劲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他在“文化革命”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没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

对权势的爱好，使人一再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