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那片蔷薇，回到爸爸的广厦去；哈桑则回到他的寒庐

上学那些年，我们每日有固定的程式。每当我从床上爬起来，拖拖沓沓走向卫生间，哈桑早已洗漱完毕，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祷，帮我弄好早餐：加了三块方糖的热红茶，一片涂着我最爱吃的樱桃酱的馕饼，所有这些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我边吃边抱怨功课，哈桑收拾我的床铺，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课本和铅笔。我听见他在门廊边熨衣服边唱歌，用他那带鼻音的嗓子唱着古老的哈扎拉歌曲。然后，爸爸和我出发，开着他的福特野马轿车——会引来艳羡的目光，因为当时有部叫《警网铁金刚》的电影在电影院已经上映了半年，主角史蒂夫·麦奎因在影片中就开这种车。哈桑留在家里，帮阿里做些杂务：用手将脏衣服洗干净，然后在院子里晾干；[...]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

卫兵离开房间。我听见一扇摇晃的门打开的声音，听见卫兵声音严厉，用普什图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是脚步声，每一步都伴有铃铛的响声。它让我想起过去，我和哈桑经常在沙里诺区追逐的那个耍猴人。我们常常从零用钱中给他一个卢比的硬币，猴脖子上的铃铛就发出同样的声音。

然后门打开，卫兵走进来。他肩膀上扛着个立体声放音机，他后面跟着个男孩，身穿宽松的天蓝色棉袍。

相似得令人心碎、令人迷惑。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拍得并不像。

那男孩有他父亲那张满月似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扭曲的海贝般的耳朵，还有同样瘦削的身形。它是那张我童年见到的中国娃娃脸，那张冬天时看着呈扇子状展开的扑克牌的脸，那张我们夏天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时躲在蚊帐[...]

“自我防卫跟卑劣毫不搭边。你知道事情总是怎么样的吗？每当那些邻居的孩子欺负他，总是哈桑挺身而出，将他们挡回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们回家之后，我问他，‘哈桑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摔了一跤。’

风筝是象征性的，它既可以是亲情、友情、爱情，也可以是正直、善良、诚实。对阿米尔来说，风筝隐喻他人格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追到了，他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成为他自我期许的阿米尔。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无论它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勇敢地追。

但我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我追。

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他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到他点头。“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然后我转过身，我追。它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它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它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

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来自洞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忍气吞声地照单全收。

毕竟，生活并非印度电影。阿富汗人总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我们生活的喀布尔是个奇怪的世界，在那儿，有些事情比真相更加重要

没有良心、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

一个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长大之后只能是个懦夫

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

我猜想。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问起她到哪里去了，或者为什么要离开，而她也没有说。我想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