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的通知跟文章或新闻有关，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认为需要篡改，或者套用官方说法是需要修改。例如，从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看来，老大哥在此前一天的讲话是预言南印度前线将保持平静，欧亚国军队不久将在北非发动进攻。结果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在南亚发起进攻，而在北非没动作，因此需要将老大哥讲话里的那段重写，以使他的预言跟实际情况相吻合。

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接受了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档案上都记录着同样的说法——那么谎言就会进入历史并成为事实。“谁掌握历史，”党的标语这样说，“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但是过去——即使其性质可以被篡改——从来没被篡改过，现在什么是真实的，永远都真实。很简单，需要的只是不间断地一次次战胜自己的记忆。“现实控制”，这是他们的说法，在新话里叫“双重思想”。

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紧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本封面上，旗帜上，还有烟盒包装上——无所不在。总是那双眼睛在盯着你，还有那声音在包围着你。不管睡觉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头颅之内的几立方厘米，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

如今，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侦察队这种组织，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唱歌，列队前进，打旗帜，远足，拿木头步枪操练，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来说，都属于光荣之事。他们所有的残暴都是对外的，针对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国者、破坏分子、思想犯等。年过三十的人会害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很合理的是，《泰晤士报》几乎每星期都会登出一篇文章，关于某个偷听别人说话的小告密者——一般用的是“小英雄”这个词——如何无意听到父母的某句不敬言论，然后去思想警察那里告发的事迹。

温斯顿想起来了，有几个欧亚国的俘虏因为犯了战争罪，将于这天晚上在公园被处以绞刑。这种事情每月进行一次，是大家都想一睹的盛事。小孩子总闹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告了别，就往门口走去，但在过道上还没走几步，就有什么东西打中他的脖根，让他疼痛难忍，好像有根烧得通红的铁丝戳了进去。他一转身，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拉着儿子进了房门，男孩正往口袋里装起一把弹弓。

“戈斯坦因！”男孩被关进门时吼了一嗓子，然而让温斯顿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人发灰的脸上那种无助而惊骇的神情。

突然，他们两个开始围着他跳跃，嘴里还喊着“卖国贼”和“思想犯”。小女孩的一招一式都在模仿她哥哥。他们就像不久便会长成食人兽的老虎崽子一样嬉戏着，不知怎的，那有点令人恐惧。男孩的眼里，有种狡猾而残忍的神色。另外很显然，他想对温斯顿又踢又打，而且也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到能做这种事的年龄。幸好他手里握的不是一支真正的手枪，温斯顿这样想。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没用。不管他是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忍着没写，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停止写，都没有区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他已经犯下了——即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仍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永远掩盖的，你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仍然注定会抓到你，迟早而已。

当然，在具体的某一时刻，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思想警察接进某条电线的频度如何以及按照何种规定进行，都只能靠臆测，甚至有可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个人。无论如何，他们可以随时接上你那条电线。你只能生活——确实是生活，一开始是习惯，后来变成了本能——在一个设想之下，即除非你处在黑暗中，否则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偷听，每个举动都会被细察。

每层楼梯正对电梯门的墙上那张有着巨大面孔的宣传画从那里凝视着它是那种设计得眼神能跟着你到处移动的肖像画。“老大哥在看着你”，下方印着这样的标题。

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

如果你坚守的是真理，即使要跟整个世界对抗，你也不会是疯的。

战争最根本的行为是毁灭，不一定是人命，而是人们的劳动产品。

长远而言，等级社会只有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

而且被当做煤和石油一样的消耗品，为的是制造更多军备，攫取更多领土，控制更多劳动力，制造更多军备，攫取更多领土，就这样无限进行下去。应该看到的是，战斗从未越过被争夺地区的边界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拥有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