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读《贞观政要》，也有被感动的，恨不往生东土大唐极乐世界，这个也只能想想而已，幸好也只能想想而已。

这是贞观政治的另一大经验，要形成一种声音，只靠压制意见是不行的，还得在原始档案上下工夫。

拿学术来保护皇权，实为一大发明。

现代政治学者，研究权力如何发生才是合法的，大都认为应以同意为基，人们把自己的权利让度出来一部分，以换取社会合作。这是一种逻辑次序，而非历史的次序。在历史上，从最早的神权，到后来控制分配，通过战争来建立国家，这也管那也管，种种权力，哪有一点是同意而来？

实际的情形是，战争是自然发生的，而且经常由小人物的冲突引起，你抢了我一只羊，我偷了你一只鹿，仇恨积攒，冲突渐烈，然后两位领袖各自站到高处，一个说，我们难道要忍受这个吗？他们要夺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粮食，把我们赶到寸草不生之地；另一个人说，他们要杀光我们的男人，让我们的女人替他们生孩子。两个部族群情激愤，献粮献力，为王前驱，任何有异议的人，都被愤怒的人们用石头砸死了。

若从效果来看，战争简直像是领袖之间的共谋

如从两面观，其一是，尧舜的传说，寄托着古人对强权的不满，用道德来抗衡强权，虽然力量上不成比例，至少是发自社会的良心。至于背后的问题——道德就能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吗？有德之人就应该获得对他人的控制权吗？是现代人要考虑的事，而先秦古人，走一步说一步，生民困苦如斯，先解燃眉之急，也不用想那么远。

孟子喜欢拿尧舜，还有别的几位有德之君，来鼓励君主行善。如他说商汤，“东面而征，四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还有比这更动人的场面吗？人民如你我者，日盼夜望，等待尧舜这样的圣贤，来做主子，细一想，也是挺可怜的，换一种跪姿，便自以为站起来了。

这类体系的建立人，对自己那套东西，一定是颇为相信的；同时，他们更为相信的，是体系的说服力，相信人类认知上的弱点，一定能使体系大受欢迎。

为什么说不读《孙子》呢？曰不用读。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在兵法盛行的社会里，不懂兵法的人，早已把基因还给上帝，彻彻底底地绝种了。不用读《孙子》，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使别人不幸福的种种智慧，至于如何使自己幸福，可以参考这条格言——它没有写在任何一本书里，只写在一切书里：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幸福。

战争必然是残忍的，如何把战争的风气和社会风俗隔离开来，不是军事家要考虑的事。兵以诈立，是战争的格言，至于把它奉为日常生活的指针，那是众人的问题，和孙子无关了。

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在战争中，人有机会做很高贵的事，但同时，欺骗，杀人，以及别的无数种不同寻常的行为，都是允许的。

活在这时的是司马迁，已如前所说，陷入政治方案的迷局。庄子是不懂政治的，不过他谈国家政治的话，偶尔也精采，如《杂篇·则阳》中的“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正是作威作福的法门。

与庄子差不多同时，有一位孟子。孟子的格言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的道德勇气，光耀千载，如能再多一点反省，就更好了，一边仗义直行，一边对自己的“义”，不断反思，庶免勇猛过头，以百姓为刍狗。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师的主张，为理所当然，不但自己不验证，也反对别人验证，离先贤的本意，也越来越远。而在庄子看来，以礼义绳天下，或以社会理论改造社会，那发生在后来的，乃是必然。

老子，实际上是第一派的。他对个人处境的论述，启发了庄子，但两个人的旨归，毕竟不同。在庄子，改造社会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本身，便是个人的对头，至于政治，“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一涉足便成大恨，躲还躲不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