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以十分阴郁的方式落幕，然而，中国经济却迅猛发展，是亚洲地区成长最快的国家。就全球产业经济的衍变而言，中国的崛起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传统制造业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这是20世纪的后50年里，最重要的一次全球化运动。中国非常敏锐及“凑巧”地抓住了这一“时间窗口”，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利用劳动力、土地、税收及环境成本的优势完成了一次后发性的增长。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相比，中国无疑是最早、最积极，也是最成功的得益者

总而言之，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两三年间，是民间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的时期，改革的动力来自于计划体制之外，由下而上，由外而内，因而也具有天然的违法性，曾有民间改革家自诩“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面目全非，很多坚硬的东西崩解了，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陡然改变。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意识形态趋于保守，尽管邓小平在1992年重新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运动，但是，自由化所可能造成的对大一统制度的威胁为最高当局所警惕，尤其是1990年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变色”，更是让中国共产党感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弱中央、强地方”、“弱政府、强[...]

经济权力的次第下放以及非均衡战略的实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精神的回归，它在对计划经济体系构成冲击的同时，一定会对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也形成挑战，在这一方面，决策层表现出强硬的一面。“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名言出自陈云之口，却为邓小平所多次引用，这两位领导人尽管在经济思想上有不少的分歧，但在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思想的控制上，两人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一致。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成为一种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区、开发区模式是资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东南优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次非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财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给予外资以土地征用和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是企业经营上的非均衡，企业试点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价格双轨制则是对国营企业实施价格保护的非均衡。厉以宁曾经指出，计划经济存在重大的“均衡性缺陷”，因此，对旧体制的突破本质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乱过程。

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在日后被反复引用，不少观察家据此推导出了一个结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政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民间经济运动。甚至有很多人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它所推动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在我看来，又是不尽准确的。真实的情况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是“中央充分放权、地方大胆主导，民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扮演了促进者和主导者的角色。

在粗放经营、缺乏法律保护的环境中，民间经济仍然令人吃惊地发展起来。到1986年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实现工业总产值33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

国有银行对民间企业的歧视性政策持续数十年之久， 2010年11月，渣打银行发布的《中国新商帮中小企业融资生态调研白皮书》中指出，有超过四成的民营企业从未得到过银行贷款，而八成贷款期限集中于一年之内，几乎所有中小企业被迫“短贷长投”和依靠地下融资客。

乡镇企业全数布局于“吃穿用”等民生产业，这也是以重工业投资为特征的国营经济的软肋

以承包制的方式把土地“还”给农民，是一次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它没有触及土地性质，为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种子。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改革非常灵验地、一次性地解决了粮食问题，此后的中国改革几经波折却从未发生粮食危机，“粮稳而心定”，此举居功阙伟

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否定

从1978年到之后的15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几乎都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城墙”外的广袤农村。这是本轮经济变革中最不可思议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受过任何工业化教育的农民崛起于草莽之间，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掘墓人”。

变革的动力是从土地里进发出来的。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

当然，在经济领域推动变革的同时，邓小平与陈云也对政权的稳定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持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划出了本次经济改革的政治边界，即维持现有的威权及大一统的政治治理模式。

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这些话语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共识，进而勾勒出本次改革的几个基本特征：功利务实、被动渐进、非均衡、不彻底。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容易产生歧义，即发生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有长远规划的试验，然而，它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层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与开放上。此时的决策者面临的困难与当年李鸿章面临的困境有些相似：意识形态的顽固抵抗、旧体制的低效率、找不到新的资金和人才，更可怕的是，没有成熟而合适的经济理论、改革经验可依据和借鉴。

可是，预想中的世界大战并没有“如期”爆发，庞大的“三线计划”便成了又一次的国力虚耗。在布局上，三线建设以“立即要打仗”为假设前提，实施了“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等方针，把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得极为分散，有的甚至采取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布局。用游击战、备战化的方法进行工厂建设，低效率、高投资是可以想见的。由于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上马十分匆忙，规模非常庞大，加上政治动荡、管理混乱等原因，浪费和损失很惊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大量地处大西南深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被废弃，当年国家投资几十亿元建设而成的厂区，后来如同一座座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