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法练兵，德籍顾问汉纳根早就向李鸿章提过。后者属意的人选显然不会是背着自己找翁同龢请托的袁世凯，而是时任广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燏（yù）棻。

胡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

翰林院编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对西方军制颇有研究，当时正受李鸿章的委派办理北洋水师学堂。

他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写了两稿，将润色好的二稿交给了胡。

胡燏棻加了一些痛斥军队百弊丛生的套话便上交督办军务处，李鸿藻看后非常激动。

冷静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经费。

清廷财政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中央财政体系。

因为，对付以阴鸷文化立国的清廷，只能用慢药杀之。

还在前线办军需转运时，袁世凯便给负责后路转运的盛宣怀写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说我患痰喘病久矣，随溃军奔逃没有意义，道义上又难以请求退至后方，辜负相国（李鸿章）的提携。如果你能帮忙婉言请示，免去世凯的差事回后方，则不胜感激。现在战事颓唐，你要是筹到了款项，最好招募学徒、延聘教习，为将来改革军制做准备。如果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弟愿任监督，必将有以报答。

袁世凯想卸职练兵，可盛宣怀哪有力量决策此事？话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结果被冷冷地拒绝了。

每天投书的多达几十上百，李鸿章岂能一一尽阅？对他而言这只是百分之一的闪失，对孙文来说却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转变。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齐起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反清组织兴中会宣告成立，杨衢云任第一任会长。

在袁世凯看来，热兵器时代，靠搞暴动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错了。至于康有为，鼓动人心而已。意见领袖从来只有两条出路：被体制招安或被粉丝埋葬。

他要的是兵权。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这显然是从不骂人、因为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孙文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这个广东香山人写就《上李傅相书》，跑到天津，找同乡郑观应代呈。

郑观应转递给盛宣怀，在推荐信中写道：

其说贴近现实，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怀阅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别号）”六个字便转了出去。

结果可以想见，石沉大海。

每每此时，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一群太监聚在一起，大谈性生活对人体的危害……

太多挥刀自宫的现实，以至于盛世永不到来，危言从未过时。

读者孙家鼐进献了《盛世危言》，光绪读后大为赞赏，立刻着人印刷两千本散发给省部级高官阅看。一时间，连各个书院的考试都常以《盛世危言》里的内容为题，影响既深且巨。

由此可见，谈民主宪政，康有为大可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

鉴于出发点不坏，真实的原因倒也能够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间基础哗众取宠，扩大影响。

接着笔锋一转，坚定地写道：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

政治改革的第一条便是仿效英国设立议院。

每当触及这一核心问题时，总有一些弱智应景地跳出来，不管脑后长没长辫子，重复着永远不变且毫无新意的几个质疑。

质疑一：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二：民智未开；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

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甲午战败，洋务破产，改革已是举国共识。

如果说徐继畬和张树声对议会制还停留在介绍和借鉴的层面，著名报人王韬则早在1882年就明确指出：

中国欲谋求富强，不必求取他术，只需实行议会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时政类畅销书《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阳纸贵。

常年从商的郑观应（1842—1921）洞悉时弊，在书中大胆放言，呼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实业救国”，发展民营企业，倡议“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并时不时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故事激励学生，以培养他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奉献精神。

对于康有为不舍昼夜复原孔教的行为，有一种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释——给改革寻找合法的外衣。

说这话的人，幼稚在无法想象晚清舆论之开放。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第一课，康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说自己原来不当教书匠时，曾想去巴西经营一块殖民地，以为新中国。

见学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长素开始洗脑：儒学（经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孔子（康有为版的）是万世大教主。

因此，“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康有为自号长素，长于素王。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

梁启超号轶赐，轶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赐。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马骑。

……

客观来看，康有为先是砸烂了记载着周礼的古文经，告诉你不能回头；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一样，打着寻找基督教原始真义的幌子，号召大家向前走。

确有其进步意义。

首倡三世的何休种下的那颗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种子，艰难辗转两千年，终于让康有为借尸还魂，生根发芽。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在康南海笔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治万世而非治一时的圣经。因此，孔子早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几种政治体制：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把从民主宪政到婚姻自由等社会改良的各个方面偷天换日地打包进了《春秋》。

梁启超赞曰：“绌君威而伸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

叶德辉骂道：“假素王（无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为那儿，孔教只是一块招牌。从给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号中不难看出，对于孔子，他甚至不怎么尊重。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为又有什么资格责难待价而沽的刘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为说，刘歆湮灭了圣人的大义，《孔子改制考》则使其重见天日。在这本被康党门徒誉为“火山大喷火”的书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个任务：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复周礼之名，行变法维新之实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义便是“张三世”。

另外，之所以叫“新学”，是为了和王莽篡汉自立的“新朝”联系起来。

这倒是事实，刘歆和王莽私交甚笃，而后者在建立起政权后推行复古（周礼）的治国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论资源。

刘歆可谓不二人选。

当学术与权力联姻后，《左传》被抬进了太学。

然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刘歆则受此牵连，死于非命。

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才是自取其祸。

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战国时的钟鼎器皿上刻着和《左传》相同内容的文字，按理说已是铁证如山，康有为却硬说这些古董都是刘歆私下铸造，预先埋好以欺蒙后人用的——合着没有碳14鉴定法，想怎么说都行。

《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以一脸谆谆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